编者按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如何深入到中国城乡发展的丰富实践中，在学理上提炼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规避舶来的发展理论误区，有效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乡村振兴研究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本期“调查研究”结合一个纵贯县、街道和社区的典型案例，呈现各界对中国特色乡村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打通内外的乡村内生发展模式探索
文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可以说，增强中国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探索中国特色的乡村内生发展模式，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导向下，如何实现乡村内生式发展，不仅在学术界得到了大量探讨，更是在实践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关注。当前，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内生组织建设缺乏、内生发展能力薄弱等问题仍然存在，如何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促进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激发乡村内生发展活力，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推进中国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造血型的“内生取向”与依靠外部条件的“外生取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外生发展模式”由“自上而下”的外部路径推动乡村发展。“内生发展模式”则由“自下而上”的村庄内主体行动推动乡村发展。然而，片面强调乡村发展外部因素的结构决定论难以实现乡村的可持续性发展，而单纯依赖本土因素的能动决定论又加剧了乡村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裂痕。
内外发展因素的复杂关系激发了对乡村发展模式的新一轮反思，由此一种超越“外生—内生”二元论取向的发展探索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外生发展理论和内生发展理论分别对外部力量和本土力量的单一强调，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探索强调在整合乡村社区内部资源的基础之上，根据乡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链接整合外部资源，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乡村发展路径，实现乡村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的有机平衡，进而完成从“地方理想”到“超地方行动”的乡村发展实践转变。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前阶段，单一力量主导的发展路径很难符合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实际，也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迫使我们探寻更契合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很多乡村虽面临着内生发展的困境，但其丰富的地方资源却又为内生发展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新的内生发展模式更重视乡村社区的内部资源和本土文化，强调将乡村文明、民主协商、社区自治、增力赋能、整全发展等理念引入乡村社区，推进村民主体发展和集体行动，搭建内外融合共生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为乡村实践提供了一套参考框架，有助于解决中国乡村深层次的发展动能问题。
从外在表征看，中国特色的乡村内生发展模式表现为三方面特征：一是本土资源和外部资源的联动，动员地方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实践，促进乡村社区共同体成员以及社区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交流协作，实现内生动力与外部力量的联结。二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与作为基本空间场域的社区单元相结合，实现行动、需求、目标、资源等的结合统一。三是村庄社区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统一，即以先进个体发展带动村庄整体发展，以村庄发展带动居民共同富裕。
从实践内涵层面看，中国特色的乡村内生发展模式呈现出五个方面特点：一是理念层面探索内生发展的丰富意涵，把“能力本位”和“社区为本”作为新的内生发展模式探索的价值意蕴。“能力本位”强调从外部帮扶到内生发展的历时性转变，“社区为本”强调以地方社区为基本单元，以社区居民为行动主体，以社区资本为发展基础。二是多维度推进社区化的主体赋能，社区居民赋能关注个人效能感、控制感和主体性的提升；组织赋能强调以组织为媒介搭建社会关系网络，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组织资源的正向功能；社区整体赋能强调通过改善社区结构和制度环境以达到社区公平，为个人和社区发展构建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三是资源层面推动跨地域的资源流动，在考察个人资产、组织资产、部门资产以及自然资源等社区已有资产的基础上，挖掘社区本土资源优势；打破资源开发的时空壁垒，根据乡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联结外部资源，实现社区资源的跨地域流动。四是行动层面强化多向度的关系实践，强调重建“本土—外部”“内生—外生”“社区—个人”“主观—客观”“行动—结构”等多重关系，实现本土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内生与外生力量的联结、社区发展与个人发展的统一、主观能动与客观现实的结合、行动主体与结构力量的互嵌。五是结构层面构建高韧性的治理体系，强调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体系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功能连续性。
上述乡村内生发展模式的探索，还需要在乡村整体性变迁与乡村发展中不断得到实践检验，也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总结和完善。乡村发展是多要素、多层次、多功能和多过程的复合系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考虑乡村社区内外部的多元主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将多层面的内生发展策略相互嵌套，以形成合力，按照县域、乡镇、村居三大层级，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振兴事业。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让乡村教育有质量让内生发展有底气
张睿王梦圆
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金所街道突破发展困境，就如何积极发挥教育对乡村内生发展的助推作用进行了有益探索。金所街道下辖10个社区，58个村落，常住人口37808人，属于汉、彝、回、苗等多民族混居街道，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丰富。2022年，金所街道考入职业高中的升学率为31.47%，考入普通高中的升学率为61.87%，考入重点高中的升学率为0.54%。总体而言，金所街道的教育发展在寻甸县处于中等水平。
近年来，金所街道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价值理念、师资力量、合作机制以及结构潜力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
多元整合的教育发展理念不足。实践表明，乡村教育的发展嵌入在整个乡村社会发展体系之中，离不开家校之间、课内知识与地方知识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金所街道将教育事业融入乡村发展全局的统筹规划意识较为匮乏，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比例失调，辖区内重点初中和重点小学均无，且未设立任何职业学校。不同教育类别间的整合协调意识也相对缺乏。家长大多将教育视为学校的责任，过度依赖学校教育，学生校外“散养”问题突出；学校也尚未深刻认识到社会教育在学生知识提升与人格塑造方面的潜力。此外，学校对教育在地化的认识尚显不足，缺乏将民族文化、当地特色与传统教学内容有机结合的意识。
稳定优质的师资力量较为欠缺。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支懂教育、爱农村、爱学生的教育工作队伍。一方面，当前金所街道优质的教师资源相对匮乏，还未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在中小学任教，获得县级及以上优秀人才称号的教师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学校还面临着人才流失及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近三年来，金所街道流出优质教师7人，新进教师8人，而退休教师则高达28人。金所街道小学阶段的生师比为17.20:1，略低于教育部《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全国平均水平的16.19:1。
内外共生的合作机制尚未建立。作为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充分借助外部力量，构建内外共生的教育发展机制，对于金所街道至关重要。不过，当地仍未与帮扶单位建立起常态化的合作机制。虽然金所街道每年都会组织50名中小学教师外出进修，但进修时间通常较短，对其教学能力的提升有限。同时，当地存在对外部教育发展模式的照搬情况，没有针对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在地化改造，并由此导致水土不服问题。外部教育资源供给与本地的需求失衡较为明显。现阶段金所街道接受的外部教育资源以硬件资源为主，而本地急需的包括优质教师在内的软件资源仍较为匮乏。
上下联动的结构潜能发挥受阻。发挥好政府顶层设计以及学校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阶段基层政府对于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乡村教育在基层政府绩效考评体系中所占比重较低。教育资源投入不公平现象仍较为明显。现阶段金所街道每年在教育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为160万元，但主要向街道学校倾斜，村级小学投入有限。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对于乡村教育的行政干预过多，政策执行存在“一刀切”的倾向，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学校办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针对乡村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金所街道基于“上下联动”和“内外共生”的内生发展新理念，积极深入推进乡村教育发展，也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效。
优化顶层设计，统筹乡村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乡村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顶层设计的制度保障。因此，要持续加强对乡村教育发展的方向引导，阐明乡村教育发展的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重塑乡村教育文化，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同时，不断完善乡村教育治理的统筹机制，制定乡村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细化全面育人、管理激励等任务清单与监督规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的改革升级，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逐步优化乡村教育的文化结构。
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乡村教育发展的内外共生体系。外部力量所提供的理念、资金和技术是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有效支撑。因而，必须要整合好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促成金所街道与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的长期合作，搭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此外，还要进一步吸引外部个体和组织的力量，引导建立自发性的民间教育组织，形成乡村教育治理的有效补充。
激发内生动力，提升乡村教育参与主体素质和动能。乡村教育发展的根基还在于乡村自身的力量。学校调动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将金所街道的习俗、器物、技艺等整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知识库，推动教育与文化的融合性发展。积极导入与留存尤其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优秀教师，在职业生涯发展、评价体系等方面加大对乡村教师的支持力度。同时，广泛开展素质拓展活动，多层次开展工作坊、读书会等活动，提升村民对乡村教育的责任意识，调动村民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目前，伴随着乡村振兴如火如荼的开展，金所街道正在依托对口单位帮扶，努力打造乡村教育文化品牌，积极发挥教育在乡村内生发展中的纽带作用，使之成为乡村振兴新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生视角下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寻甸案例
朱文佳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如何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形成内外协同格局，是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是云南省昆明市辖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于2018年9月29日摘除“贫困县”的帽子。全县面积3588平方公里，总人口57.78万，居住着汉、回、彝、苗等2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3.91万人，占总人口的24.06%。寻甸县的内生发展着眼于乡村内部资本与外部资源的良性循环，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参考。近年来，寻甸县整合治理资源，激发产业动能，提升教育治理，全面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寻甸县跨越式发展的现实挑战
寻甸县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社会发育滞后等短板相继暴露。一段时间内，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可以概括为主体困境、机制困境、行为困境三方面。
第一，主体困境：治理中坚力量仍需充实。寻甸县人口“两极化”“空心化”与县内发展“差异化”的背景，造成了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较为突出的三个问题。首先，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仍不够凸显。据不完全统计，长期在村里的老年党员相对多，青年党员多外出务工。其次，部分村民主体意识不强，村民与村民间缺乏有效协作。部分村流传着“村干部在干，村民在看”的口号，如在某社区绿美乡村建设过程中，社区干部连续两周带领村干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但罕见村民参与。最后，基层组织力量整合力度仍然有待提升。基层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组织、行业服务组织等较为缺乏，导致基层治理整合力度不够。
第二，机制困境：内外协同机制仍需完善。在产业发展内外协同推进、聚集形成规模效应等方面的成效还未充分彰显。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例，一方面，行业高度依赖外部支持，内生动力不足。寻甸县域内有优质旅游资源，但门票价格较高、集群优势缺乏、群众参与不积极、配套设施不足、卫生环境不佳等现象制约了文旅产业发展。旅游产业红利未能惠及区域内各民族群众，在地群众参与旅游产业的获得感不强。另一方面，外部支持专业性、创新性不足。寻甸县仍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但存在同质化现象严重、行业发展不成熟等问题，且缺乏人才支持与专业规划，区域内丰富的文旅资源利用率不高、产业规划不足。
第三，行为困境：惯性思维仍需破除。“福利依赖”“帮扶依赖”等思想惯性没有完全消除，怎样以教育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仍然需要深入思考。首先，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寻甸县学前教育普及率尚可，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基础教育资源城乡分布不均。其次，探索多方合力促教育的思考不够深入。部分干部群众仍把解决教育问题简单理解为教育局等相关教育管理部门的职责，对于家庭、学校、社会齐抓共管的教育理念理解不深。其三，曾一度存在“县中塌陷”困境，高中阶段优质生源流失较多，本科录取情况不理想，在昆明市处于落后地位。
内生视角下实现县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对策
寻甸县的内生发展模式探索以实现乡村振兴内部动能和外部支持高度协同为目标。近年来，寻甸县积极探索实现县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针对前述问题，寻甸主要的探索措施可以从主体、机制和模式三个角度进行归纳。
第一，聚焦力量整合，强化主体建设。首先，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凸显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推动青年党员参与乡村规划建设，以及组织党支部结对共建提升引领水平。其次，加强意识引导。寻甸县探索开展“院坝协商”，把协商会开到群众家、开到田间地头，推动农村普法强基、移风易俗、文明进步。最后，拓展合作渠道。借助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等机遇，通过异地培训、高端论坛等方式在多领域为当地培育人才。
第二，着眼内外协同，完善体制机制。首先，以内外协作能效激发乡村内部产业的发展活力。云南省出台了“彩云雁归”“17条措施”“20条措施”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劳动力回流。其次，引入外部专业力量提升产业效率。如县委县政府引入知名企业开发文旅项目，将外部支持的“输血”效益转化为内生发展“造血”能力。最后，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如建立村民志愿服务队、社区工作站，切实将民主协商、社区自治、居民赋能等意识融入乡村治理。
第三，强化教育引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加强顶层设计，主动打破思维惯性。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出台相关文件推动教育提质增效。其次，丰富育人体系，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加大教育投入，健全教师激励、教师培训、教师引育措施，注入外部资源带动本土教育发展，深度发掘教育内生动力。2023年，寻甸县教育逆势上扬，优质生源和升学率均有大幅提升。最后，重视技术赋能，大力提升治理效能。注重信息化全域赋能作用，推动信息化与产业发展、精细化管理、乡镇建设等深度融合。
（作者系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以村民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
薛寅申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形成“人人认同乡村振兴、人人关照乡村振兴、人人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局面，已成为乡村发展与建设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寻甸县泽铁社区因势而行，在充分调动居民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力的基础上，打造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图景。
泽铁社区隶属于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金所街道，距离寻甸县城约14公里，辖区面积24.7平方公里，社区共有8个自然村11个居民小组，户籍人口1295户5804人，涵盖汉、回、苗、彝四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农村社区。凭借着独特的资源优势、鲜明的产业特色和清晰的发展思路，寻甸县泽铁社区正在建成一道靓丽的乡村振兴风景线。
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泽铁社区世代居住在大山之中，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还是文化习俗都保留了诸多传统痕迹。在新时代基层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社区注重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精心谋划、多措并举，致力于把乡村振兴变成“大家”的自觉行动，为当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以产业为基础，促进农村增收致富。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泽铁社区的民众大多习惯于传统的种养殖业，“守家在地”的意愿尤为强烈，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收入水平。近年来，泽铁社区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不断探索发展思路，通过成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展种养殖技术培训等方式，大力发展合作农业，不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改良养殖品种、提升种养殖技术水平。经过两年多的持续推动，社区内逐步发展出了鲜花、草莓、果树等高经济附加值的种植产业，牛羊养殖业也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不但实现了效益增加，而且还逐步形成了当地特色产业链。与此同时，通过政策优惠、宣传引导、引进企业和资金等方式，泽铁社区积极发动并促成居民将自有土地向大型企业、种养殖大户流转，通过就近农业务工的方式获取劳动报酬，形成“一块土地、两次收益”的效益。此外，还通过就业培训、介绍就业等方式为居民创造就业机会。部分青年人开始发展电商直播等新的产业形式，探索增收新渠道。截至2022年，社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1万元，彻底摆脱了“边、远、穷”的帽子。
以制度为保障，打造多元治理格局。在过去，居民往往会用“农活忙”“带孩子”“不在家”等事由搪塞，不愿意参与社区有关工作。近年来，泽铁社区采取多种方式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乡村振兴拥有了不竭动力。例如，在各自然村打造村级民主协商议事空间，制定明确、可执行的民主议事制度和协商议事规则，面向居民开设民主议事协商工作坊，帮助居民提升民主协商议事的意识和能力。各自然村所有重大事项均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商议后决策，确保全体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带领各自然村村民（代表）结合本村实际共同制定新版村规民约。各村将村民自主提出、共同认可、愿意遵守的条款作为本村村规民约，特别注重纳入村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条款。将制定完成的村规民约通过印发传单、墙体喷绘，以及村民院坝会、火塘会等方式向村民持续宣传。此外，牵头成立村民志愿服务队，吸纳村内中青年力量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逐步形成社区和村组干部带头、志愿服务队主动参与、辐射带动全体村民的自我服务模式。
以文化为根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泽铁社区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然而村民对家乡的归属感普遍不高。因此近年来，泽铁社区采用多种举措大力发扬本地民族特色，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例如充分挖掘苗族特色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苗族的名人事迹、传统工艺等，采用墙体彩绘、宣传展板、文化陈列展览等方式，同时辅之民族团结主题的标语、彩绘以及社区摄影大赛等多种渠道，鼓励居民用镜头记录生活，唤起居民的文化归属意识，最终形成互助合作的乡村共同体。与此同时，组建泽铁合唱队和舞蹈队，将社区小组活动室作为固定排练和活动场所，配备专业的音响和投影设备。在社区重大活动、传统民族节日中，鼓励舞蹈队和合唱队进行展演。此外，大力弘扬优秀传统家风，由居民自行选取相应的家风家训内容，开展挂牌入户活动，以此提倡和美家风以及良好邻里关系。对于主动减少大操大办等陋俗的居民予以表扬奖励，带动全体居民逐渐认同并自觉履行婚丧新风俗，为乡村振兴提供积极向上的人文环境。
（作者系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泽铁社区第一书记）
来源丨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
编辑丨钱梦童 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