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的谱系中，选举民主似乎成了最吸引眼球的民主模式之一，使人误以为民主就是“选举”。选举无疑承载着民主，但选举只不过是民主的要素或者说外在表征之一。从运作过程看，选举民主也有其无以回避的内在阙如，比如，容易产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对民主知识的过多强调和倚重，难以形成共识，容易制造冲突，等等。这样一来，民主的过程不仅极易表现为各种私利的勾心斗角，或者说无序博弈，而且会耗费巨大的政治成本。
协商民主的兴起选举民主虽然有这些不足，但并不能阻挡人们对民主的不懈追求，主张“用更多的民主治疗民主的危机”的参与式民主开始登堂入室，并激起民主论者的巨大兴趣。源于对民主的核心理念之一——参与的积极强调，协商民主承继了参与式民主范式，继续探寻着合适的民主模式。在协商民主论者看来，其核心内涵就是追求“民主理想的基本原则”——公共参与、自由讨论、协商合作。
无论是看作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还是当作民主传统的超越和创新，协商民主理论都表达了人们对民主发展的积极追寻。从其核心价值和运作规程等层面的规范研究，到其实践领域的现实景观，都承载着人们难以幻灭的期许。正如此，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不久，中国研究者很快就将国外相关著作传译过来，并引起较高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一时间，国内掀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潮，不少人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纠结似乎“茅塞顿开”：协商民主不正是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理想形态”吗？于是，不由自主地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当作一种理念预设，甚至希图套用这种民主理论来阐释、建构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事实上果真如此吗？中国和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在话语体系上完全一致吗？中国的协商民主该如何定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中国协商民主研究者面临的基础性议题，也是直接影响其研究趋向的核心要素。
建构协商合作型乡村治理模式围绕上述问题，陈朋博士坚持不争论，着眼于现实，着眼于实践，集中精力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借用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和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选择富含协商民主特色的温岭民主恳谈实践为个案，完成专著《国家与社会合力互动下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温岭案例分析）》，深入研究中国乡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从而既在理论层面回答了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内涵，又在实践层面阐释和说明了成长、发展于中国乡村的协商民主模式。作者首先交代了研究缘起、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同时对协商民主议题作出了深入综述，精心阐述了核心概念。随后，详尽介绍了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的缘起和成长过程，尤其是重点分析了横向和纵向层面的实践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再对乡村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及其价值作出了深入的透视，同时没有回避其限度。立足于乡村协商民主实践，作者最后得出基本结论：在乡村发展协商民主，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双赢结果，同时也启示，协商合作是乡村治理的合理模式。
实证研究方法多离不开个案解剖，但是个案解剖容易陷入静态分析的缺陷之中，从而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分析不足。温岭民主恳谈实践，自萌发以来就受到了研究者的积极关注，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客观而言，已有研究多基于研究者各自的不同需要，选取不同的横截面，对某一个侧面进行分析，这样一来，人们很难对民主恳谈实践作出比较全面的解剖和分析。为解决这个难题，作者着眼于个案不断发展的客观现实，坚持运用“事件—过程”分析策略，对温岭民主恳谈实践作出了全面、动态、系统的分析。从分析民主恳谈实践的缘起、成长和发展，到研究其内在机理、重要价值和发展趋向，都力求坚持“动静结合”而不是静态化的分析思维。
作者并没有仅限于孤立地讨论温岭民主恳谈实践这一个案的本身意义，而是在对实践进行解剖基础上，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了它对乡村治理的启发性意义。这种启发性意义告诉人们，从乡村治理的目标看，应该是“强社会”，但从经验看，特别是在起步阶段，又应该是“强政府”。在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加强但又不具备两强的条件下，乡村治理要寻找另一种思路：尝试构建协商合作型模式。这种模式倡导政府与社会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合作，进而既可以促进国家在乡村治理之目标的实现，又可以为基层社会发挥自主性提供广阔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日期：2014年2月14日 版次：B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