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文学史教材与著作已超过1600部，其中外国文学史占了相当的比例。据笔者统计，我国共编写了313部外国文学史，其中20世纪50年代前编写的有13部，50年代以后有300部，大多数是教材类著作。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前：以启蒙和教育为目的。1918年至1949年是外国文学史编写的兴起时期，由于学术条件和出版环境的限制，出版的外国文学通史仅13部。这些通史具有几个主要特征：1.受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影响颇深，以编译、介绍和复述为主。2.文学史家身份多样，所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具有主观性强和理念先行的特点，重视文学的启蒙和教化作用。3.文学史观多受进化论和社会文学史观的影响，泰纳和勃兰兑斯的理论的影响尤为深远。4.编写者多把文学的嬗变过程简单地归因于外部的种种因素，忽略文体、语言、文本和结构等文学的内在逻辑。5.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欠深入，多纲要性描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苑史书列举多、评议少的编写特点。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是外国文学通史的滥觞之作，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则标志着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体系的大文学观的萌芽。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学术风格的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共出版了80余部外国文学通史，这些文学史多由集体编写，逐渐形成了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风格：1.文学史观呈现为文艺社会学文学史观，政治性曾一度成为外国文学史教材编著的首要标准。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多沿袭苏联的文艺社会学方法论。现代俄苏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为外国文学史中最先被认可的外国文学经典。2.外国文学史还受到阶级论的影响，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与教材编写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些文学史著作中再版和修订次数较多的主要有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以及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和《外国文学史》系列。
20世纪末与新世纪初：非连续性的兴起。改革开放以后，外国文学史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体现了从注重“连续性”的“总体思维观”到对“非连续性”的关注之转变：1.外国文学教学与教材的编著标准逐渐转移到审美性，文学史家开始使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如文本批评、形式主义方法和精神史方法等进行编写。2.集体编写仍是最主要的外国文学史编写模式，国家指派编订了多部外国文学史教材，各地方高校也积极参与了文学史的组织和编写。3.专业从事外国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家队伍渐趋壮大与成熟，郑克鲁、李赋宁、徐葆耕、蒋承勇和聂珍钊等学者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专业性外国文学史家。4.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外国文学通史多呈现出强烈的精神史特征，凸显“人性精神”和“人文色彩”，主要有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徐葆耕的《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和蒋承勇的《世界文学史纲》等。
从近百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之嬗变可见，优秀之作较少，平庸之作甚多。兹反思如下：1.亟须以合理的哲学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史的编写，只有思想的变革才能产生优秀的文学史作。2.在以教学为主的情况下，外国文学史也应当寄托文学史家之理想和愿望，实现“洋为中用”。3.进行更多的文学史形式之改革和探索，如使用比较文学方法进行编写。4.更多地关注当代外国文学和副文学现象，并加强美学和艺术形式方面的分析。5.以他山之石攻玉，不要闭门造车，止步不前。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期 2013年6月7日 版次：B01 作者：陈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