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历史学家沈志华成果频出。继《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不到一个月，他又推出了新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沈志华通过国际档案解读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叠出，也受到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日前，沈志华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的独家专访，详细解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对重大历史事件思考的结晶
《文化广场》：《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虽然是一组论文的结集，但可不可以把它视为你架构的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章节？
沈志华：200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委托组织一批国内学者，计划撰写一套十卷本的中国当代史，大家分工合作，我负责的就是1956—1957年（第三卷）的这一段。这套书目前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7卷，还有3卷这两年就能出齐。由于这套书的大陆版未能如愿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希望我能把与第三卷相关的、已经在国内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这就是现在的这本《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专著与论文的写法不同，专著的连贯性在论文中可能看不出来，但1956、1957年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我这些论文中都已经提出来了，可以说这本书也是我对这个时段历史的思考和研究的结晶，可以回答为何1956年阳光洒满中国大地而1957年风云突变这个疑问。
1956年最有希望出现转变
《文化广场》：你认为1956年中国最有希望实现一次转变，就是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沈志华：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但当时共产党是处于半公开地位，一直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宣传需要。因为要打倒蒋介石，必须团结全国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
1949年，新政权确立后，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彻底倒向苏联一边，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实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因为苏联实行的不是新民主主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给中国提供了向苏联学习的历史条件。一方面，苏联向中国派出专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中国派出各种考察团到苏联学习制度建设，到1953年全面移植了苏式制度。
苏联本质上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是为适应战时需要，也是为战时作准备的，而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特别需要这个制度，它是高度集中、靠国家强力整合形成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随心所欲开启了他那套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肃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胡风、高校院系调整，等等。
到1956年，政权更替的任务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得非常快。这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计划经济的模式，当时各方面包括从西方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比较看好这一模式的。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应该是知识分子，于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被提出来。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也是这时候提出来的，而在内部，他喜欢用“两个万岁”的口号，即“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当时西方民主制度的特征，中共高层也在考虑。这跟苏共20大的背景有关，批判斯大林独裁专制，毛泽东心里未必能接受，但当时的氛围很好。
波匈事件导致中国历史转向
《文化广场》：但可惜它最终没有实现，应该怎样理解这一历史遗憾？这种遗憾有当时国际形势影响的偶然性，但跳出文本分析，是否可以设想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呢？
沈志华：在理念上寻求突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共产党执政是根据传统的意识形态，要马克思、列宁在书本上讲过的。但是大家又看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于是苏共20大要实行新方针，要寻求突破，这在理论上冒着合法性的风险。如果没有波匈事件，改革会继续往下走，结果是苏联出兵匈牙利，走了回头路。南斯拉夫就认为苏联应该继续改革，两党关系出现僵局。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波匈事件也导致了中国历史选择的转向，中共通过这一事件认识到一个问题：政权更替还没有完成。对新生政权形成威胁的不是外来力量，也不是已经消亡的剥削阶级，而可能是内部的人民群众，于是中共开始考虑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反右”不是事先设计好的
《文化广场》：毛泽东本人的知识分子观和对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的态度，是否与1957年的历史转折有必然联系？
沈志华：毛泽东对他本人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很自信，当时也确实在国际国内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我看到的一份资料显示，裴多菲俱乐部把“百花齐放”译成“百花运动”，并认为中国在民主改革方面已经走在苏联的前面。
毛泽东的个性十分好强，他其实在整风问题上与中共其他领导是有分歧的，他不同意周恩来、刘少奇党内问题是政策执行上存在偏差的说法，坚持要发动整风运动。他开始希望在党内发动整风，但是受到了抵制，因为当时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斯大林那套整肃方法心有余悸，于是毛泽东便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来为共产党整风。
《文化广场》：整风与后来的反右运动是否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1957年的转折是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
沈志华：整风运动中，一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确实被发动起来，他们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大胆提出许多意见。人家真的起来提意见了，毛泽东又坐不住了，他感觉到这些人骨子里头还是对共产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他有一种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于是他又设计了反右运动，使整风运动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反右运动扩大化是一种必然，一方面党内许多人憋着一口气，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具有难以控制的特点。
这一转折不是事先设计的，倒是“引蛇出洞”、“阳谋”的说法是设计的。因为他当时提出大鸣大放，苏联不同意，中共高层许多人也不同意，现在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他得自圆其说。
利用国际档案是一条出路
《文化广场》：你的著作，包括这本《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有一个显著的、令人敬佩的特点，就是利用解密的国际档案来解读中国当代历史。这也反映了中国本身档案的薄弱和缺失的一面，此前中国学者基本上只能通过公开出版的资料进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所好转？
沈志华：现在国内档案馆的权利和责任安排有点不合理，国内的档案馆身兼解密和保管两大责任。中国虽然有档案法，却没有实施细则，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一般档案馆对可公开可不公开的档案都采取不公开的态度。
档案不能开放，学者无米下锅，是中国史研究受制约的重要因素，因此利用国际档案是一条出路，适当利用地方档案和口述材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弥补作用。反省过去的历史是为了给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我们的领导者更有魄力，希望国内档案的利用状况会有所好转。
研究历史不该带个人感情
《文化广场》：有人批评你的著作文本色彩太浓，因为大量引用文件、社论和解密档案的缘故。你认为在历史叙述中如何处理个人情感与材料的关系？作者的观点应该隐藏还是应该暴露？
沈志华：学者研究历史，不应该带个人感情，否则看材料、分析材料就会发生偏差。因此，我研究历史是一切从档案出发，靠档案来说话。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档案也有陷阱，也有不真实的地方，需要我们去鉴别、分析。明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当然很有必要，但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历史学者，特别是党史学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将史实写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文化广场》：请您谈一谈《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的情况。听说你计划写一本新书，叫《波匈事件与中国》，这本书的进展如何？你今后还有没有其他研究与写作计划？
沈志华：这本书的交稿时间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差不多，只不过出版时间因故稍晚一点。这是我20年来对中苏关系进行梳理和总结的一部作品，书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关于中苏关系，李丹慧（按：沈志华夫人）接着还有两本书。《波匈事件与中国》是我计划中的作品，但在此之前，我还有两本书要写，一是《中朝关系史》，一是《斯大林与冷战的起源》。
《深圳商报》 日期：2013年3月4日 版次：B06 作者：夏和顺
链接：http://szsb.sznews.com/html/2013-03/04/content_239228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