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热，是中国社会正涌动的思潮。
众所周知，在现代化之路上，我们历史上有段时间曾长期奉西方价值为圭臬，甚至提出全盘接受的主张，然而百余年实践，我们始终难以突破水土不服的困境。
从理论上看，有两点依然模糊：首先，文化是否应承担错过现代化的责任？它是不是因为找不到解决方案，而匆忙设置的替罪羊？其次，文化是否可以再造？它是自发秩序，还是人工的产物？我们会不会滑入理性虚妄中？
文化确实是动态的，但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只是九牛一毛，在这个基础上去推动、改造、嫁接它，必然要付出代价，回首过去百年，中国走得确实太快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因断裂而碎片化，已很难用逻辑有机地串联起来，这为儒学回归提供了空间。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思潮的碰撞已不再是谁压倒谁的关系，而是良性互动、携手发展的关系，在今天，唯有兼容并包，才能与复杂的现实相匹配。
新春刚过，华东师范大学推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展示出强烈的儒学复归姿态，为此，《北京晨报》特编发朱杰人先生这篇推介文字，供读者参考。原文较长，此为编辑删节版，特此说明。
从儒家视野出发
儒家的基本价值是什么？毫无疑问，它不同于西方主流价值，即以所谓自由、民主为代表的“普世价值”。目前，颇有一派学者试图从儒家传统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来，然而，这种做法其实降低了儒家的地位，更不能解释数千年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作者认为，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关键在于如何重新阐释儒家的基本价值？如何理解这些基本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性？儒家能否从自身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
本书是中国儒学界首次集中地以儒家视野探讨“普世价值”，通过历史和义理的探讨，推进了“普世价值”与儒家传统的对话与共融。
儒家的回归
“儒学”与“儒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儒学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几千年，虽历经坎坷，但始终没有被割断。但儒家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五四”以后，儒家渐次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何谓普世？谁之价值？》薄薄一册，篇幅不大，但意义却不啻是当代儒家一个横空出世的宣言。它宣示消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儒家的回归。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它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传统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自信又是基于对中西文明的吸纳、分析与批判之上。
伪造的价值
书中集中讨论的是“普世”与“价值”的问题。当代儒家选择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对强权政治支撑下的强权文化予以抨击，揭示了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两面性及意识形态性。
所谓“普世性”，最早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抽象出自由、民主而被赋予了一种价值诉求，进而被描述为具有普世性。由于冷战的前车之鉴，以及西方强权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地位，世人对所谓普世性，要么认为理所当然，要么心怀不满却不敢反对。于是，一个伪造的价值真的被普世化了。
这种观念与认识上的错乱，导致了以道德代言人自居的强权国家可以随意发动战争，可很少人认真思考过，这种所谓的价值究竟是哪一家的价值？是否真具有普世性？更没有人想过，在民主、自由之外，是否还有更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人生态度？
价值有其历史性
《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群年轻人不迷信、不盲从，而是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了大胆的疑问与批评。他们明确指出，任何价值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抽象的。他们指出：“价值是有历史性的。”（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他们还指出，所谓普世，其实都具有一定地域性。
这些当代儒家们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涵与本质，他们指出：“必须破除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信。其实，现代民主制度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还要等而下之，只是代议制而已，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可以说，现代民主制度完全是经济思维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一种商人逻辑的产物。因此，现代西方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公司。”（齐义虎：西南科技大学）
寻找自己的普世价值
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有高度的共识，即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理直气壮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拿出来与西方的价值观等量齐观，并毫不讳言儒家价值观的优质性与历史合理性，这宣示了中国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近现代以来，关于儒学传统的优劣存废问题，一直是一个被不断讨论、争论乃至被批判、抹黑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前，儒学在西方赢得一片赞美与仰慕，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直接受惠于中国科举制度。但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再战败，儒学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跳出错误的语境
“五四”以来的儒家遗老们，乃至港台“新儒家”们，一直在抗争，却始终无法走出“弱者”与“理亏”的梦魇。尽管据理力争，却总让人感到有点气短。读了本书，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其实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讨论，大家都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圭臬，所以代表西方的一方当然可以居高临下，而代表“不普世”的另一方即便手握真理，也有理讲不清。
我以为，在中西文化讨论的问题上，在儒家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问题上，一定要跳出一个被预设了的窠臼——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普世价值。如果你预设的前提是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那么，你只能跟着他走。可喜的是，当代儒家们已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并跳出了这个陷阱。
找到我们的话语方式
年轻的当代儒家们挣脱了捆绑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锁链，发出了文化主体与文化自觉的呐喊：“儒家首先要立足于民族复兴、民族责任和天下情怀，应该以此为前提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陈明）
当然，当代儒家的道路还很漫长。以前的种种儒家形态“都不自觉地以西方思想为理论背景，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回答普世性与本土性的问题。儒家应该主动地设置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回答西方人的问题。”
是的，我们首先得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其实，先人早已设计了一整套中国式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话语系统。这套系统经宋明理学的整合、再创造，已经很严密而系统，它也许无法（其实也无需）和西方的话语系统相对接，但足以应对讨论中国乃至世界的各种理论、学术、社会问题。只是近百年来我们自己把它弃之深阁了而已。以前，我们一直对西方亦步亦趋，甚至鹦鹉学舌，可你学得再像，也不会被西方的傲慢所接受。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洋人们也来学学中国话和中国式的学术话语呢？
让中国式话语与议题“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此其时也！
陈辉/整理
《北京晨报》日期：2013年2月24日版次：A24 作者：朱杰人
链接：http://www.morningpost.com.cn/szb/html/2013-02/24/content_2113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