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55年。会上活跃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已经离世，当时年轻的参与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环顾今天中国的哲学界，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问题，似已少有关注。如今，为什么还要重新端出这段往事，将当时的历史资料重新编纂并加以回顾和反思呢？
因为，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新中国成立早期30年中，实在是太难得、太重要了。
之所以说是难得，是因为，30年间，中国的学术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讲真话，就真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彼此诘问，互相切磋，几乎绝迹。唯有这次座谈会，如当时主持哲学系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的汪子嵩先生所说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不仅会议的主角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群原本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坦陈自己的见解，而且革命时代就开始学术生涯的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积极参与讨论。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的各个不同学科的许多资深学问家如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都参与争辩，在此后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也应邀与会并踊跃发言。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名家大多都在这次大讨论中现身，坦陈自己的见解。还有更多学养深厚的中青年学者，甚至一些在读学生也参与讨论并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各种见解。这是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
这难得的机会是如何得来的？后来又为什么不能再现？这次座谈会是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仅有的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之一（另一次是自然科学界的遗传学座谈会）。两个会议的主旨都是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高层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重视，只要从《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10月到1957年的5月初之间，连续发表与会议论题相关的大块文章以及对于会议的密集的报道就可以说明。1957年3月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将这次座谈会作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例证，被《人民日报》用《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这样醒目的大标题全文刊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百家争鸣的试验，是高层向全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春天来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但是，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1958年初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对这次会议进行大肆抨击，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嗣后在各大学的“拔白旗”运动中，将这次会议以及会上活跃的一些学者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这一大转折，不仅标志着整个学术生态的改变，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已经告终。
综观这30年的学术史，难得的是，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春天”里，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抓住这么一个短暂的瞬间，展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会前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坦诚说出了老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内心的困惑和对于学术自由的殷切期望。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多次讨论了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冯友兰、朱伯昆等还着文在报刊上发表。据当时筹办会务的方昕先生的回忆，正是在教师们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北大哲学系领导决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主管部门申请发起一次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得到了潘梓年、胡绳、于光远、李正文等负责干部的热情支持。
读读汇集了会上会后发表的文章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和有关的系列报道，我们就会领略到围绕当时的争论焦点所开展的“两论相订”中，学界的前辈是如何在这难得的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自由之思考和独立之人格。徐梵澄先生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先生时曾经说过，“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许“守道”就是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编纂本书，透过这个典型的学术案例，同大家一起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
六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确系当代中国哲学演进历史中异乎寻常的一件大事。1949年之后，哲学一直处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凡是被批判的对象（无论是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胡风、梁漱溟……）都统统被归结到“反动的唯心主义”。其理论的依据最直接最集中的就是从1940年代后期就从苏联迻译过来的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而这次会议尽管是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但是重点在方法论，聚焦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到底是否正确。会上冯友兰、贺麟等众多学者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对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无疑是一大突破。
此次座谈会对于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尽管昙花一现，但1978年之后，日丹诺夫定义迅速失去市场，就得益于这次会议。此外，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这就使得中外哲学史这两个分支学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培育了众多的专业人才。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
本书汇集的回顾和反思文章使我们感到，如果细细品味，其哲学意蕴还是相当丰富的。
一则，与会者在讨论那些今天已经被淡化的哲学问题的时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哲学学科的研究。如梁志学和陈霞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一文中所指出，会上贺麟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依据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就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问题提出的经过独立思考的看法，克服了苏联哲学界流行的观点。
另则，座谈会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待研究的哲学问题。档案透露，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先生在会后评价会议说，看起来日丹诺夫定义的拥护派好像是“以声势取胜”了，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说服谁。会上激辩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许多至今未得澄明。
首先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是学术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会上对中国哲学史人物和学派如何做阶级分析的许多讨论，涉及的也是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近30年来仍然十分纠结。
其次是如何对待教条主义？如何克服教条主义？这是当时会议的一个基调，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也是座谈会的一大收获。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就急转直下，后来乾脆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取消了。
第三，怎样看待唯心主义？美国哲学家霍金给陆定一的信中提出的问题“你们如何定义唯心主义？”，当时并无回应。近30年来对西方哲学史的深入学术研究，已经把这一问题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成果丰硕，对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评价和分析已经大有突破和进展。
第四，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后来以“抽象继承法”为名留存于世。尽管长时期中一直受到批判，但是冯先生在晚年还一直坚持，学界赞同之声也时常出现。这到底是一个创见还是一种错误，学界似乎还没有充分讨论。座谈会上，周辅成先生对于道德继承问题也做过精细分析，可惜，迄今还未得到应有重视。而当今社会生活又把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继承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第五，与此相关的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更是价值论领域的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国人。冯友兰、周辅成等就价值论作出的阐释，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和评析。
第六，座谈会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争辩，涉及辩证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如梁志学先生所指出，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作出质疑的学者，实质上依据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颠覆了“斗争的绝对性”这一被苏联学界奉为经典的命题。然而，这一命题正是带来许多悲剧的“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可惜，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尽管也有过讨论，但是“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苏式教条，至今还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这是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涉及哲学的学理，也涉及公众非常关心的诸多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重要的会议，几近湮没。有鉴于此，我们才决定编纂此书，期望引起学界重视对此次会议所涉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是作者为《守道1957》一书所撰写的前言）
《文汇报》日期：2012年12月3日版次：11 作者：赵修义
链接：http://pdf.news365.com.cn/whpdf/20121203/WH1212031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