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后,“国学热”在各地持续升温,被称为是20世纪以来国学在中国出现的第三次高潮。
当代“国学”思潮中,至少包含三种不同倾向
从目前发表的各种倡导国学的言论看,人们对此的认识并不一致,其中至少包含着以下几种倾向。一是着眼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其知识性遗产的继承和发扬,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关系到每个民族自身的归属感和内聚力,也是其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故“国学的当代意义是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个目标来实现的”。《儒藏》、《子藏》等大型国学文献整理项目的推出,高校国学研究院等专业人才培养机构的建立等,便突出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意向。
二是希望以儒家文化来补救当代社会人文素养和人伦道德方面的某些缺失。针对当前社会出现的一些“拜金主义”、唯利是图和诚信缺乏等道德滑坡现象,有人主张通过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尤其是将儒家注重自我人格修养和道德教化的一些重要意涵“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帮助化解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面临的道德和精神危机。目前各种民间的国学私塾、讲堂,以及一些儒家启蒙读物被引入中小学教学,大多与这一诉求有关。
三是主张全面恢复儒学旧有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功能,主张把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恢复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制度,规定凡有志从政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获得资格。
以上观点中,前两种几乎成国学倡导者的共识,后一种则鲜有人赞同。
要使当代国学不流于“虚热”,尤其应该关注两方面的问题
对于当代中国兴起并正在发酵的国学思潮,尽管学界和民间都有人表现出相当的参与热情,然而,要使其不流于“虚热”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切实、持久而积极的影响,当务之急,似尤应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应加强对国学价值体系方面的清理和研究。在社会实际生活领域,传统伦理中的不少价值观念实际上仍被众多普通百姓认可。事实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其所确立的范畴,一部分固然为某些时期特有,但也有部分是人们为调节一般社会人际关系,使之保持秩序状态而形成的共有行为规范,并非仅适合于某一特定时代。前者常因社会的变动而过时,后者虽也浑身沾满了历史尘埃,却仍反映着社会存在的某些人伦通则。如传统社会的“五伦”关系,曾被塑成以“三纲”为核心的“伦常”观念,这在今天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五伦”之中,除君臣外,其他关系现依然存在,旧时代为人称道的相关行为准则,如父慈子孝、夫妇相敬、兄友弟恭、交友重义等也并未失去其基本的价值,建立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似不必对之一味回避或排斥。同样,在政治、人格修养、社会活动原则等方面,传统文化也包含了不少可资借鉴或遵行的“义理”,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对之作出扬弃、继承,并将其中有现实价值的因素(其中有的应通过必要的转化)理直气壮地融入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既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又必须立足本国的传统和国情民情,这样才能势顺而易成。而要实现这一点,对“国学”也即传统文化价值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清理,实为不可或缺的环节。然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有关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成果虽不少,但真能理论联系实际,揭示其现实生命意义,并将其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的却不多。因此,当前的国学研究,应义不容辞地挑起这副担子,尽快改变这种理论滞后的现状。当然,要使之真正产生实效,除了学术界努力外,还应通过政府和民间的上下沟通,媒体的正面引导,逐步形成社会上下的共识和推向社会实践层面,才能在融汇新旧的基础上,有效构建起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且乐为公众尊信的精神价值体系。
二是注重文化比较研究,大力探寻中外文化融会的正确途径和实践模式。中华文化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除了不断作出适时的自我调整和修复外,还在于它本非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偏重实用理性,能将不同文化的长处融入自身而又不失其自我主体特征的文化生命体,在这方面,印度佛教输入中土后的“华化”过程,具一种经典的意义。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文化的发展又一次面临新的重要抉择。在经历了种种纷争和曲折后,融会中外,取精用宏,构建中国式的现代文化体系已成社会上下的理论共识。然而,由于这项工作面对着极为宽广的文化战场,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及其精华、糟粕或缺失,还是当今世界丰富多元的文化结构与特质,人们的认识至今仍存在着诸多分歧、薄弱点乃至盲区,而要使它化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实践,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对此,只有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毅力和脚踏实地的研究,去改进现状和不断推动中外文化融会的实践,才能终成“正果”。
应当看到,国学研究,既是一种学术,也是探寻民族文化未来发展道路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因而,关注和思考外来文化如何融入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如何融入世界文化、中华文化如何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会充实壮大自身,以及如何合理把握中外文化的结合度及其路径模式,进而形成并不断完善适合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实践体系,应始终成为国学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