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台里听到朱维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非常惊讶。作为后学，我与朱先生的联系，主要是在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以及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上。我有多次向他请教的机会，有幸听过他多次重要教诲。
我觉得，朱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与海外中国学界交往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曾经对我说过，中国学者一定要走出去，要与外国学者交流。
他认为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教给外国人正确的中国历史知识非常重要。记得2006年，我们召开“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也是纪念史华慈诞辰90周年，史华慈的很多弟子都来了，赞扬史华慈的学术贡献。可是，朱先生却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批评史华慈研究中引文、判断和某些逻辑上的失误，认为他的《古代的中国思想世界》对一些史料的判断是有软肋的。他的批评“或失于苛，却不失于敬”。他认为史华慈对《孟子》《荀子》《庄子》的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便是近代中国学者的论著罕所能及的”。他的这些严肃的批评意见，反而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敬。
2007年，他的《走出中世纪》出版增订本，我应邀出席新书发布会。书中关于海外汉学和中外学术交流问题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是如何做到对国际汉学敏锐、准确批评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准则，就是研究者必须对国际学术行情有深切了解。他说自己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时， “将可能存在的瑕疵的几率降至最小”，这样可以保证研究有坚实的学术底气。另一方面，就是强调要从大的历史背景理解海外汉学家、传教士的思想和工作。利玛窦在南昌地区影响很大，主要是那里王学解禁了，王阳明心学“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理念，恰好给予传教士乘隙发展的机会。他还提到对海外汉学成果评价的底线问题，就是要“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前年春天我在台湾访问，汪荣祖先生特别提到朱先生的“中国史学通史”的编纂构想，认为这是十分好的构思，期待这本专著能出版，一睹为快。汪先生所说的朱先生的“中国史学通史”构想，实际上指他所倡议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三大板块结构：其一，他认为史学编纂史的研究务必与历史大事件的研究联系起来，只做各种历史记录形式的递嬗衍变的研究是不够的。其二，关于历史观念史研究，他认为中国文明悠久，是史学大国，历史观念非常丰富，非他国史学可比，必得展开深入探讨。其三，他认为中外史学交流、比较史学研究从来没有停止对外的交流，这是全面认识中国史学的最佳之道。他认为中国高度发展的各类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举步维艰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无不以内外或中外的文化交往作为蜕变条件，中国史学几次变动较大的时期，无不与外来思潮碰撞有关。他把这一问题列为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门系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考量，强调了这一研究应该融入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中。这是他一生对中国史学长河深刻观察和反思后的慎重抉择；也是几十年来，在参与频繁的中外史学和文化交流活动后的一种深切体悟，从而倡议开启一个重要的学术窗口和专门研究平台。
朱先生的学术遗产是丰富的，应该得到重视和整理。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不能不知情。朱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交流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应该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可贵镜鉴。（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