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侯定凯:大学信息平台上的教育质量观对话

发布时间:2012-05-28浏览次数:34


●教育质量的标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不同的教育质量观是否可以通过教育信息服务的机制,达成某种共识或取得共赢的结果?


■侯定凯

今年4月初,澳大利亚教育主管部门正式推出一个名为“我的大学”的互动式高校搜索网站 (www.myuniversity.gov.au),读者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获得澳大利亚高校办学信息的“一站式”服务,查询关于课程设置、学生满意度、师资水平、师生比、学生流失率、毕业生就业前景、学校基础设施等项目最新和可比较的数据。


由政府发布的高校信息库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时任澳大利亚教育部长的朱丽娅·杰拉德就曾提出要建立该网站,希望以此作为对外展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窗口,并为申请大学的学生提供关于澳大利亚高校办学的清晰、便捷和有意义的客观信息(学生不必依赖“道听途说”或院校声望)。从今年开始,澳大利亚普遍取消了对高校招生名额的限制,预期高校之间生源竞争将更加激烈,“我的大学”网站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择校的信息需求。

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界正普遍建立以问责制和透明化为特征的管理体制。以此为背景,欧洲、北美的一些国家纷纷开发了具备互动功能、强调数据可比较性的高校信息数据库。比较而言,澳大利亚“我的大学”网站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布和投资机构是中央政府,而非专业或民间组织。这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干预(尽管官方承认,学者最终掌握着学术标准)。

在该数据库推出的同时,一些专业人士对网站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这一网站更多传达了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排行的迷恋,而不是真正对教育质量的关切。人们还列举出了诸如网站误用了一些统计数据、就业情况,学生满意度调查不能反映教育质量,有些指标(如学校停车位、游泳池之类的校园设施)与教学质量无关,以及学生流失情况和师生比容易误导消费者(包括学生、用人单位)等一系列问题。


质量标准谁掌控

这里,我们看到两种教育质量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希望看到较为直观、通俗和可比较的教育质量指标;另一方面,学术界内部通常反对将教育问题数量化、标准化或相互比较的做法,他们甚至认为,教育过程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不可预期性。而公共决策部门越来越追求前一种教育观,因为它满足了官僚体制对管理对象可预期和可比较的期待。

学术界、消费者和政府部门三者围绕教育质量的争论,让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教育质量的标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不同的教育质量观是否可以通过教育信息服务的机制,达成某种共识或取得共赢的结果呢?

如同普通商品内在品质和商品信息宣传并不必然对立一样,学术界内部的教育质量观和消费者导向的教育质量观,并非天然地对立。重要的是找到双方诉求间的嫁接渠道。不管是政府、学生或高校,都愿意用简洁的语言表达自己对教育质量的看法,而且希望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没有多少教育者愿意在教育目标上与公众看法相向而行。这正是各方寻求高等教育质量共识的基础。

围绕教育质量的对话不只停留在数字和结论的呈现上,大学办学的信息平台可以对相关的数据、指标的内涵和背景进行细致说明,以避免读者对数据可能的误读。例如,在澳大利亚,在校大学生流失情况的数据,原本是服务于学校内部规划管理的,但当这一数据被置于择校决策的语境下,就容易让人产生“学生流失率越高,教育质量越差”的印象。实际上,学生流失(无论是转专业或转校)可能与教育质量没有必然关系,而是纯粹源自个人的兴趣或家庭的选择。

与简单呈现学生流失率的数据相比,信息平台适当地解释指标的现实背景,对于大学申请者更好了解一所大学或许帮助更大。另外,虽然校园硬件设置不等同于教育质量,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多证据说明校园设施体现为学生“第二课堂”的话,或许教师们会采纳更具包容性的教育质量观。


信息平台不能单一使用

信息平台方面,包括澳大利亚“我的大学”在内的国外高等教育数据库,有不少经验值得中国同行学习,例如:界定不同的评价指标的概念;详细说明指标评估的方法论依据;不断探索和采纳新颖质量分析指标(例如,英国一个名为“完全大学指南”的大学信息系统,以“绿色得分”来评估大学校园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就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

我们还注意到,越是简单化的统计语言越容易被误解和误用。为此,质量评估机构需要不断与消费者和学术界沟通,尽量保证各方话语体系的顺畅交流。教育主管部门可以有选择地整合大学教育质量方面的统计数据,最大程度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全面性,并在建立公正、科学的数据库方面树立榜样。大学信息数据库(不管是政府还是市场主导)通过这样的方式,给高校改善教育质量持续地施加压力。学术界也应该借助多种媒体,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他们对于“好教育”的理解。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办学信息不仅可以服务于学生和家庭,也可以服务于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因为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也需要借助特定的信息平台,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反应,不断反思和改进自身的行为。(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科学报》日期:201252日版次:7    作者:侯定凯

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5/257506.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