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研究论点摘编(三)

发布时间:2008-11-07浏览次数:81


教职工理论学习参考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号:200810012008年10月06(星期一)




  为深入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开展充分讨论,进一步凝练方向,明确大学文化建设的具体目标和建设内容,做好我校大学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划,我们整理摘录了部分专家的观点,供学习参考。



  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研究论点摘编(三)



  从晚清到现在,中国的大学总体上是按照引进的路子发展起来的,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我们也基本上模仿甚至照搬了苏联的大学教育模式。只不过,在这百年岁月蹉跎中,我们不断地在转换学习的对象。既然是学习和借鉴,就难免留下些许依葫芦画瓢的痕迹,且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模仿对象的不断游移,而始终不具有稳定性。

  所谓依葫芦画瓢,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状貌容易传神难。具体而言,就是建成一个与被模仿对象相似的学科建制、结构和布局相对容易,甚至照搬国外的学术体制模式也不难,但是,要做到神似实在还有太多的障碍。这种“神似”就是一种关联到文化的东西。与大学相关的文化有几个方面:一是学术文化,就是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们的志趣、精神和偏好;二是管理文化,主要指涉高校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和偏好;三是学生亚文化,表现为学子们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四是景观文化,如建筑、园林、雕塑等等。这几种文化范畴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譬如,行政管理如果仅仅关注数目字,教师们可能就不得不天天忙于课题项目、经费、论文发表等,在这种取向中,金钱资源越充裕,学术向“钱”看就越容易蔚然成风,反倒是在资源贫乏的艰难时期,在什么都没有想头的情况下,一些甘受清贫的学者还能扎扎实实地做出大学问。什么都与名头挂钩,名头越多,学术群体内部离心力就越大,别说团队精神,就是学术权威的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

  钱多了,大楼建起来了,研究条件充裕了,校园漂亮起来了,是否就有文化品味了?是否就一定有优质(并非数字意义上的)产出?恐怕不见得,大凡去过北大校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东门进去的景观是现代的,西门则是古典的,一边是豪华气派让人心浮气躁,一边是古色古香让人安然沉静,而学术恰恰是需要有一份淡泊名利的沉静心境。

  当然,这并非说学术研究不需要金钱和大楼,而是怎样通过一个好的制度建构,去缓解乃至消除名利诱惑所带来的负效应,塑造一种能让人沉静、醉心于或至少专心于学问的文化。对于这种制度建构,我的理解是,首先,要让学者至少能够无生存之虞;其二,少立一些无关紧要的名头,凡人都有人格上共有的缺陷,学者也不例外,少些名头就少些无效甚至负面竞争,尽可能地让让学术探究回归内在驱动而不是外在胁迫。大学中山头林立是一种自然而客观的存在,但争山头要尽可能出去与国内甚至国际同行去争,而不是在家自立为王。一种好的管理文化应该是对内怀柔,对外咄咄逼人,一种好的学术文化应该是对内鼓励合作,对外则是强化竞争。

  现在时兴说法是“争创一流”,其实,有时候一流的数字并不等于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数字可以在短期内拼凑出来,但是一流的品质确需要慢工,需要温火慢煨。尽管我们不要把诺贝尔奖太当回事(越当回事儿就可能离我们越远),但是,如果细火慢煨上十几年,出来一个诺贝尔奖肯定比1万篇普通的SCI论文更有价值,当然,即使从功利角度看,对学校声誉影响更大。再打个或许不当的比方,一个不太“急功近利”可能会养出20%的懒人,但是,它有可能造就80%的真学人,而这80%的真学人的产出一定会优于100%为外力所胁迫的“学术雇工”的产出。这个简单的算术适用于一所大学的内部制度建构,其实也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学术制度安排。

  我们现在常常强调学术与国际接轨,学术的接轨不仅仅是学术标准的轨道接合问题,更重要的支持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是管理制度和文化的整合问题。否则,即使学术刚性标准接轨了,但因为整个调度系统和环境间的差异,速度也快不起来。因此,通过建构合乎学术活动内在逻辑的制度,并以之来形塑我们的学术文化和校园文化,要显得更为紧迫。

  正如人们所普遍认识到的,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研发经费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与早前相比,中国学术界目前的资金环境要优越得多。的确,没有钱是万万不能,但是,有了钱却未必一定有好的产出。中国大学的真正崛起,还端赖于好的管理和制度所营造的良好学术环境(文化),作为基本投入,金钱可以带来利润和资产的增值,但也可能因公正性分配制度的缺乏而带来低效甚至负效益,争取资金是一回事,但是怎么用好资金更重要也更为迫切。怎么用好在于制度设计,就此意义而言,在目前阶段,因为模仿对象的游移而始终未能在中国得以生根的西方学术精神和文化,更需要制度变革来形塑和缔造。

  制度本身就体现为管理文化,既然制度,就难免带有其科层化和刚性化的色彩。科层化并非是贬义的,而是一个中性词。制度的功能在于规范,但更在于引导。所谓规范就是尽力约束人格缺陷的放大,如果制度设计的取向恰恰是诱导了人格缺陷的放大,这就不可能是一个良善的制度。所以,大学内部也需要有制度的刚性,来规范各种可能的不当行为,来制约各种包括行政、学术权力的不当运用。但制度仅仅体现为刚性的“堵”、“卡”换远远不够,还要发挥起疏导功能,所谓“疏”,就是你不能漠视学者也作为自然人所具有的基本需要,如果甚至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成问题,就是教授做些不合教授体统的事务(如早年常提到的教授走穴行为)也并不奇怪,所以“疏”就是对学者的基本需要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在此前提之下,是制度的“引导”功能,通过公正性的制度建构去引导学者去追求高层次的需要。所为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校园氛围(文化),其具体表征就是学者为学问而心无旁骛,学生一心向学,教师与教师之间、管理者与师生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融洽,而不是因为制度上特别关涉利益分配制度的不公而相互抵牾,冲突频频。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我们心目中始终所向往的一种大学文化,尤其是在大学外部环境并不尽如人意的情境中,仅仅期望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设计来达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不容易。但好的制度设计不仅要立基于现实,同样也要体现一种多少超越现实的价值追求,前者为制度的“工具理性”,后者为不妨称之为一种文化情结、一种乡愁,两者缺一不可。因为没有工具理性,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走,而没有乡愁我们甚至忘记了来时的路,也不知去往何处。在一个浮泛躁动的时代,只有处理好这两者间关系的大学,才能不仅走得稳健、而且走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