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在国家图书馆分馆 “文津讲坛”作了题为《妨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政治因素》的报告。秦伯益认为，中国传统封建制度下尽管个别统治者有探求科技的兴趣，但实行的政策却长期抑制了科技在我国的发展。首先，从统治者个人来看，在中国历代的封建君主中，清朝开国的几位皇帝都很勤政，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要以科学技术来开启民智、改变民风、提高国力。虽有康乾盛世，但皇帝处于自我满足之中，丧失了历史机遇。“重本抑末、闭关锁国、文化专制”的政策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重本抑末”的“末”是指士农工商序列中的工和商。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农业社会，但在工业和商业中才能体现科学技术——技术要经过“工”才能成为产品，经过“商”才能流通。“抑末”的结果就抑制了科技的发展。“闭关锁国”政策也严重危害了国家发展，使得中国失去了和其他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迈向现代化的机会。
因此，康乾盛世事实上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的回光返照。“盛世”一过就是“危世”、“末世”。 “19世纪中国受尽欺凌，这是每个国人都不能忘记的。”秦院士沉痛地说，“但是我们往往容易只谴责别人的侵略，而不喜欢双向地谴责自己为什么会被侵略。自有国家以来，从来就有战争，就有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维新后国家强大，就不再受欺负。但他又去侵略别的弱小国家。晚清这段历史，从感情上来看，是西方新兴列强对东方文明古国的野蛮侵略；从唯物史观来讲，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必然战胜。分析历史不能只凭感情，社会发展的规律毕竟无法抗拒。”
秦伯益分析，中国自古以来“领导看政绩，个人求功利”的思想就存在。建国后，力求尽快致富图强，但这也导致各方面的浮躁。这就为现在科技界的浮躁风气埋下了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是当时的政治浮躁。建国后一度浮夸，提出诸多浮夸口号，如“3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经济上也有很多浮躁的口号，如“钢产量一年翻一番”等。这些原因造成了整个社会浮躁。思想，是立地成佛式的；各种活动也是群众运动式的，不注重积累。
在这种思维习惯下就出现了一种倾向：教育应试，科研也“应试”。科研人员的业绩与各种奖励挂钩，而各种业绩的确认又是通过各种可量化的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来进行。这使得科研人员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论文，就根据一两个数据写论文；要成果，有一两点苗头就作为阶段成果申报；原本是一个大协作项目，为体现参加者各自成绩，就分开来写论文、报成果。由于每提一级都要以任现职级时的成果作为依据，科研人员就只能以三四年为一个周期安排计划。考核评估是必要的，但现在的这种评估方法已经陷入了尴尬境地。被评的人、评人的人和管评的人，谁都不满意，谁都有道理，谁都没办法，又谁都照着办。谁都在埋怨，又谁都怨不着。
秦院士认为，这种应试的科研采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法，而这样的做法恰恰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同时，应试科研的做法也在耗损着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 说到这里，秦院士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博士生必须要有“成果”，也就是要有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才能毕业。但是科研需要积累、需要打基础。往往风险大成就高，真正有创造力的成果几年之内是显示不出来的。在医药界，确认一项大的成果至少需要10年。这就导致大批科研人员为了“出成果”而放弃了风险大、但是前景好的研究思路，却选择比较保守，但是“旱涝保收”的小课题。 秦院士说，在国外，更看重评审答辩中学生的研究思路，而不是要马上出成果。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恰恰是爱因斯坦曾经批评过的那种手持电钻，在硬板纸上不时钻出小孔来作为成果的做法。实际上，很多隐性结果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启迪。 （据3月19日 《科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