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达良俊 1962年3月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教授。于日本千叶大学获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植被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植被工程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率先在上海开展城市近自然森林和城市近自然型恢复重建的尝试。共参编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二等奖等。兼任中国生态学学会常务理事等。
城市要发展也要宜居
世界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中，有三件发生在城市里，其中英国伦敦烟雾事件和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至今仍作为城市环境恶化的典型实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教科书中。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也超过50%。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日益增长，城市数量逐年递增，城市规模趋于扩大，带来更集中的生产和消费、更高的居民收入、更高的医疗和教育水平、更及时的信息交流，但同时也带来了包括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在内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其中环境污染包括水、大气、土壤，以及声、光、尘等众多方面，并已开始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
如何医治都市病，建设环境优美并适宜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城市，已成为当今重要的社会需求。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也成为社会各界炙手可热的话题。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理清城市的形成过程和发展建设历程。
城者，盛民之居；市者，交易之地。在古代，城和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两者从量变到质变，西周中期由各自独立分离的个体发展成合二为一的复合体，它所表现出的集合性特点与综合性功能，最终构成了一种有别于乡村的独特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而这种独特的生活环境在工业化发展背景下，渐渐成为危害城市居民健康的隐形杀手。世界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中，有三件发生在城市里，其中英国伦敦烟雾事件和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至今仍作为城市环境恶化的典型实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教科书中。
我国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年来，针对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各类环境问题，以及为满足市民对卫生健康、景观美化、环境改善、低碳节能、智能易居、生态宜居等不同侧面的需求，我国相继开展了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森林城市、生态城市、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城市、低碳城市、智能智慧城市和宜居城市的建设。1990年，继威海、合肥以及江阴率先成为国家卫生城市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热潮，至今仍在许多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环境卫生提升了市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升了市民的环境需求水平。我们渴望居住和工作的环境不仅没有恶臭的垃圾和污浊的空气，而且能够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美丽的人文景观，在此背景下，园林城市的概念开始普及。自1992年北京、合肥、珠海成为首批国家园林城市以来，至2011年底，已有160个城市获此称号。从环境的清洁健康到景观的合理美化，人们对于城市环境的要求日益提升。在国家园林城市之后，又有以治污防灾为主要目标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以提供居民生态游憩为主要目的的国家森林城市、以数字化和便利智能为主要考量的智慧城市、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模式的低碳城市等理念相继被提出并实行。1986年宜春市首次提出建设生态城市，其后，深圳、扬州、威海等相继加入其行列，进入 “十二五”以来，以上海为代表，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生态型宜居城市的新目标。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上述城市发展是否遵循着某些规律？其动态发展的驱动力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近期城市生态学者关注的又一焦点。
城市发展中的三种“相”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本良好的自然环境不断被片段化、岛屿化和人工化，直到上世纪中后期，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开始考虑逆城市化和城市的再自然化，来推动急剧恶化的城市环境的改善。
纵观城市发展历程，阶段性的前进方式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群落的替代过程。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这种替代过程被称为演替，而城市作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陆生人工生态系统，虽然长期受人类活动影响，但两者依然有着极高的相似性。
演替理论认为，群落替代是一个自然动态过程，在环境以及自然、人为干扰的驱动力影响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一个群落代替另一个群落，从初始相起，经过一至数个中途相，直到成为顶级相。在我看来，城市发展一如自然演替，最初简单融合了集居与交易之地即是城市的初始相，而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易居城市等不妨看作中途相，那么城市的顶级相又是怎样的形态？现阶段我们所能假想的最完美的城市形态莫过于生态型宜居城市。它的实现需要在一定的驱动力推动下，经历不同的演替阶段，最终发展至顶级阶段。
简单地说，城市演替的驱动力可归纳为经济模式、生态环境和决策需求三方面。
我们知道，城市最初的政治功能远大于经济功能，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扮演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尤其到工业化时代，制造业从低端发展到高端，对人们生活和城市环境的影响尤其明显。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本良好的自然环境不断被片段化、岛屿化和人工化，由于缺乏对自然的了解，这种人工化几乎等同于恶化，直到上世纪中后期，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开始考虑逆城市化和城市的再自然化，来推动急剧恶化的城市环境的改善。
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官方决策一直是城市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首要人为推动力。但随着社会发展，政府工作者开始尝试听取精英谏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及结论引导和支撑官方决策。时至今日，公众参与逐渐成为主流，社会需求成为继政府决策和学者建议之后的第三种人为驱动力。
在生态演替理论视角下， “建设什么样的城市”相当于 “城市的下一个演替阶段是什么”。城市发展是符合生态演替规律的，在三种驱动力的推动下，城市正在步入其生态演替的新阶段——宜居城市。
在我国，“宜居城市”概念在2005年首次提出，是指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住地，是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2007年建设部提出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以及公共安全度等六大指标。 2009年起，根据该指标体系，每年评选出中国十佳宜居城市，至2012年，共有28个城市入选，其中威海、台中三次被选，青岛、苏州、大理、信阳、厦门五个城市也先后两次进入十佳。上海周边的苏浙地区有苏州、扬州、泰州，杭州、嘉兴、宁波、金华、衢州等8个城市入选，这些城市多为海滨城市或著名的旅游城市，其地理位置优越、风景优美、环境优良。上海同为海滨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在大力建设城市绿化、治理城市河流、改善城市环境，但与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相同，由于人口严重超负荷导致各类都市病更加突出，不仅在宏观层面上造成城市整体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宜居城市标准形成差距，在中、微观层面上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适宜性也面临挑战。有鉴于此，上海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生态型宜居城市建设的目标，在宜居城市建设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其宏观层面的生态性建设，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城市“生态”如何演绎
城市绿化不应仅仅是一场都市化妆运动，洁化与美化并不等同于生态化，当下急需遵循生态发展观，重视与自然的拟合度，建设自然化、区域化、人性化的城市绿地。
那么，城市生态建设该如何演绎生态？这也一直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者思索的科学问题。纵观目前国内主要城市的生态建设，我认为存在着诸多误区。
近年来，“生态”一词成为社会上极为时髦的流行词汇之一，特别是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新理念以来，“生态”这个词汇日益深入人心，各类“生态”概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然而在形形色色被泛化、俗化的“生态”概念下，究竟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生态、理解生态？
简单地说，“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及发展的状态。生命活动的基本意义，在于维持个体的存活和延续种族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人类活动的基本意义理解为：维持个体的生存与惠及我们的子孙，这是生态的基本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从这个基本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众说纷纭的各种“生态”产物中，有许多根本就是伪生态。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城市“再自然化运动”中，存在着许多绿化建设、水体恢复方面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绿化追求“新、奇、特”，未遵循生态规律。
城市森林多采用纯林种植模式，其结构单一，物种丰富度低，自然度不高，容易遭受大规模病虫害，往往无法依靠其自身抵抗力和恢复力维持平衡，只能使用大量杀虫剂，导致二次污染，在市区形成一片片有绿无虫、有绿无鸟的绿色沙漠。植物移植过程中，为降低运输成本和提高移植成活率，通常会直接砍掉枝繁叶茂的树冠层，仅留下几根枝条，种植“杀头树”，既影响了景观美感，又阻碍森林的稳定发展。植物空间配置上没有充分考虑其动态发展，导致后期植物个体间过于重叠，发育不良。
为追求即刻形成的景观效应而大量采用直接移栽古树巨木的手法，不仅对原产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运输过程中也造成树干和根系的损伤，移植后部分个体甚至死亡，造成人力财力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损失。本应成为城市风景线的绿地，反倒成为景观中的败笔。
为了营造奇特景观，常跨地带种植昂贵的外来植物，不但种植成本高，而且需要大量人工维护，大大拉升了养护成本。无论是移植而来的古树巨木，还是需要包裹厚厚外衣越冬的热带植物、无法正常变色的温带色叶树种，亦或是难以驯化的高山植物，尽管并未如山体涂绿、摆设水泥树、塑料树般制造都市“假绿”，但这些无法有效提供生态服务功能，更不能正常融入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跨地带性种植，只是都市“伪绿”。城市在大量建设标志性建筑时，却忽略了植物所具有的地标性特质，一些城市绿地成为世界植物园，努力展示各地的奇花异草，归根结底是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不足。城市文化不仅体现在人文环境上，同时也应体现在自然生态上，一味移花接木，本土文化何存？城市绿化不应仅仅是一场都市化妆运动，洁化与美化并不等同于生态化，当下急需遵循生态发展观，重视与自然的拟合度，建设自然化、区域化、人性化的城市绿地。
这种非生态型的城市再自然化，也出现在城市河流水系等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以及人工水体的建设中。
二是城市河流水渠化，人工水体景观化，难以实现自循环、自维持。
城市河道一度为了防洪泄洪和节约土地而被直线化、规则化、硬质化，河道由曲易直，添加人工硬质驳岸，变河流为沟渠、甚至连河底也固化的“游泳池”。水渠式的河道建设改变了河流原有的水文环境，切断了地上水和地下水的渗透通道，引起淡水生态系统退化，进而造成河流自净能力下降，极易成为黑臭死水。
污染河流的治理模式也存在误区，传统的城市水体的污染治理方法有三种，即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物理法包括打捞、清淤疏浚和过滤，虽然效果立竿见影，但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治标不治本，容易反弹。化学法以投入化学药品杀藻、脱氮、或混凝沉淀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去除效果好，但会造成二次污染，与物理法相同，无法形成长效控制机制。生物法是利用微生物、植物分解、吸收水体中的污染物，效果明显，成本低廉。近年，集物理、化学、生物三法一体的综合法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逐渐运用于各地，一些城市甚至通过建立小型污水处理厂来治理污染的中小河道，其建设和运行成本高昂，后期管护成本又居高不下，一些设施不得不间断性运作或被废用。由于此类水处理模式治理下的河流未能修复生物链，无法恢复生命力，其自循环、自维持机制依旧薄弱，污染往往会反弹，结果进入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循环怪圈。
人工水景建设同样过于人工化、景观化，游泳池般的人造湖、池、塘只能依靠自来水循环，了无生命气息。即使种植水生植物，也因种类单一，面积过小，其生态效益难以充分发挥。受到水泥堤岸和水泥硬底的限制，水生植物无法自然生长，许多水生植物只能以盆栽的形式点缀水体景观。
上述现象在当下的城市生态建设中较为普遍，究其根源，在于城市再自然化建设缺乏生态意识或未能演绎出真生态。所以，已有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观念必须转变，应以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受损的结构、恢复其退化的功能为目标，构建可自循环、具自净力、富有生命力的健康生态系统。建设途径和手段需遵循生态学原理，应用接近自然、模拟自然的方法和技术，实现近自然型生态恢复与重建。
上海的探索与实践
建设生态型宜居城市应着眼于城市生态建设，拒绝伪生态、假生态，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实施，再到管理运营，全面演绎真生态，以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对接自然的需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上海在城市发展实践中，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宜居城市建设的首要位置，且尤其突出都市唯一具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城市绿化和水体的作用，将无生命的人工建筑与有生命的大自然相协调，以求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进。针对以往城市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非生态化现象，上海开展了近自然型城市再自然化的探索与实践，包括近自然森林及绿地的建设与河流水系的近自然生态恢复。
上海在国内首次进行了近自然森林建设的尝试，以区域自然森林类型为参照，选择本地乡土种，应用容器育苗、混植混种等 “模拟自然”的手法，通过人工营造与自然生长的完美结合，短周期、低造价建造结构完整、物种多样性丰富、生物量高、后期完全可自然循环的 “少人工管护型”人工森林。由于选用根系发育良好的乔木幼苗而非种植大树，可使树态自然健全，成活率高；多种类乡土种的混植和野生植物的自然进入，大大提高了物种多样性，完整的乔-灌-草结构使其生物量高出草坪十多倍，抗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不会出现由单一种类引发的大面积病虫害。由于完全遵循自然生长规律，从而无需长期的人工管理。近自然型森林和绿地必将成为城市的生命性地标，也是实现节约型绿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在新一期的上海市三年环保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了用乡土树种营造 “近自然森林”，提高绿化水平的要求。近自然森林模式已广泛应用于上海环城绿带、黄浦江水源涵养林等。
在污染河流水系治理方面，上海开始尝试采用治标治本、具长效性的生态法，通过生物链的重构，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功能进行近自然型恢复。以乡土水生植物为主，采用 “夏季-冬季”季相交替、 “挺水-浮水-沉水”层次错落的立体绿化模式，构建生态系统生产者的水生植物群落。在恢复自生水生动物的同时，投放相应比例的其他种类，包括属于初级消费者的滤藻类底栖动物和草食性鱼类，以及高级消费者的肉食性鱼类。拥有足够饵食的水体，自然成为都市顶级消费者鸟类觅食的理想场所，由此，完整的 “草-鱼-鸟”水生生物链构建形成。同时，上海也着手于硬质驳岸的软化工程，力求恢复河流湖泊的自然形态，滨水绿化的建设能更加有效地招引鸟类，与同为顶级消费者的人类形成独具特色的 “草-鱼-鸟+人”城市水生生态系统。近自然生态恢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治理效果的长效保持上，其成本也相当低廉，以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的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为例，包括底泥疏浚，以及水流循环过滤系统、曝气增氧系统、生物栅系统、人工湿地系统和近自然生态法，其中近自然生态法的费用仅占总治理费用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在新一期上海市三年环保行动计划中，水质的生态修复和近自然水系的建设也首次被列入其中，已应用于世博园后滩公园水体、滴水湖引水河以及淀山湖的污染控制与防治，成为公园绿地与居住小区人工水体建设的最佳选择。
一言以蔽之，建设生态型宜居城市，相对于中观层面的社区环境以及微观层面的居家环境而言，宏观层面上的自然生态环境建设涉及面最广，难度最高，投入最大，收效也最多。故而应着眼于城市生态建设，拒绝伪生态、假生态，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实施，再到管理运营，全面演绎真生态，以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对接自然的需求，最终实现草木苍翠、虫鸣鸟啼、水木清华、鸢飞鱼跃、人水至和、欢声笑语的和谐景象。 （寿丹艺 整理）
《解放日报》日期：2012年12月15日版次：08 作者：达良俊/寿丹艺
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2-12/15/content_93918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