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理论主题之转折及其整合
阿佩尔建构理论的基本方式就是反思与重建，重建的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也包括对理论本身发展史的重构，并通过重构来整合不同的思想资源，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阿佩尔坦言其学说的形成之理论背景与现代的理论主题之三次转折相关。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始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学转向明显地变成了一种“先验—语义学”转向。阿佩尔认为，从维特根斯坦的“句法学－语义学框架”到卡尔纳普逻辑语义学中的“准先验观念”的失误在于，它未能援引先验语用学观念，而正是这一观念，能够借助于语言解决关于语言的反思性交往的主体间性之先决条件问题。
内在于先验符号学的意义理论之实用主义转向旨在克服先验语义学的缺陷，也是作为先验的实用主义转向的语言学转向之完成。莫里斯在其《符号理论的基础》提供了一种包含了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三重维度之符号学，认为在符号功能或符号学具有三位关系结构的情况下，应消除表现在语义学中“符号—指涉”与“符号—运用”之不足。关于语义学维度的“符号—指涉”方面，应通过整合语义学与(先验)语用学予以完善。
阿佩尔强调指出，必须重申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观点，主体间的有效性、意义不能被还原为前语言学的意向，意义乃真正的“意义—意向”之公共表达，从经验—发生学的立场看，此乃意义之源。为此，阿佩尔反对当时重新流行的“哲学心理学”，反对塞尔的心理主义转向。这构成了阿佩尔所云的第三次转折之主题。
阿佩尔想证明，三次转向中的前两次所建构的理论，都无法实现第一哲学的先验功能。按照阿佩尔的观点，只有在先验符号学的框架内，根据先验—语用学而完成的语言学转向，才能实现第一哲学的先验功能。
理解与意义
阿佩尔对哲学的改造有两条思维进路，一是对当代哲学的诠释学重构，二是依循语言先验诠释学或先验语用学改造哲学。与欧洲大陆的诠释学注重理解相反，在英美哲学领域关于诠释学之探讨，所注重的是意义，与后—维特根斯坦后—弗雷格的语言分析哲学密切相关。按照阿佩尔的描述，语言分析哲学与精神科学哲学之发展，表现出了两条平行的线索，它们相互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正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的转向，重新强调语言，将语言视为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诠释之中介，语言分析哲学与精神科学哲学开始交融汇合。在狄尔泰的诠释学中，“理解”与“说明”是各司其职、相互对立的。显然，基于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就其方法论的性质而言，与“说明”同属一道，立足于对符号所指涉的意义之清晰、合乎逻辑的“说明”，而与诠释学的“理解”理论处于对峙状态。在阿佩尔建构先验诠释学的努力中，尝试将此二者结合在一起。在阿佩尔看来，自然科学不仅以研究共同体为前提，而且就科学得以产生的基础来说，它有赖于前科学的人类交往形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语言。在此，具有伦理意义的理解的认知目标乃是人之间的交往，包括同时代人的交往和以传统中介化方式与以往时代的人的交往，它乃是技术实践的前提；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语言成为纯粹的符号工具时，意义的理解不再依赖于对生动表达的具体解释，而仅仅取决于对某个符号系统的(句法与语义的)规则之常规固定的参与，符号工具在此就是“意义理解”的工具。此一构想的立论基础，就是阿佩尔所揭示的“交往共同体”。
作为先验诠释学之前提的交往共同体
阿佩尔所设定的共同体包含两个方面：（1）某个实际存在的交往共同体，参与论辩之人都已通过社会化过程而成为此一共同体的成员；（2）某个理想交往共同体，此一共同体基本上能恰当地理解论辩者的论据之意义，并能以一种确定方式对这些论据的真实性作出判断。前者所指向的，是论辩者对于在历史形成的那种现实存在的交往共同体之归属关系；并且，由于他归属于现实存在的交往共同体，也就获得了归属于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之资格，他有能力以一种合适的方式理解、判断交往伙伴的观点与论据。
虽然，阿佩尔很谨慎地将“交往共同体”表达为一种先在设定的东西，但他其实已经认定这是一个无可选择的事实。
所有形式的“共同体”，都表征了某种主体间性。在以精神科学为取向的诠释共同体中，作为传统中介的主体间之沟通，乃成为一切客观知识的可能性与有效性的先验诠释学之条件；即使在研究共同体中，起作用的仍然是主体间性。此乃因为，惟当符号的意义能被经验所阐明、且能被他人分享时，才能被证明为有意义符号。基于上述洞见，阿佩尔便将先于人类一切认识过程的交往共同体确立为认知的主体，以此来克服“方法论唯我论”。交往共同体奠定了先验诠释学的基础。致力于对不同的交往共同体与先验诠释学诠释与认识观念进行辩证的综合，人文科学诠释性的“理解”与自然科学的客观“说明”之互补性，惟在辩证综合中才能得以实现，而交往共同体正是实现这种综合之基本的先验前提。
阿佩尔将交往共同体设定为先验诠释学的基础，以此克服“方法论唯我论”，对于遏制一直困扰着人文科学研究的相对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阻止诠释性的“理解”陷入相对主义。其二，抑制主张价值中立的伦理学相对主义倾向。
正是基于理想交往共同体的反思，阿佩尔导出了对每个人都长期有效的两个根本的规范性原则：（1）人的所有“作为”与“不作为”，应确保实际存在于交往共同体的人类之生存；惟有基于此，才可能导出——（2）在实际存在着的交往共同体中实现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要而言之，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之目标，被设定为制定一切道德准则的终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自我超越的，因而是终极的与普遍有效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原题《交往共同体与先验诠释学——论阿佩尔的诠释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2年11期 （第23—24页）作者：潘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