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罗马帝国的解体和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至今还是引起人们巨大兴趣的辩论题目的话，那么，像苏联解体那样才刚刚过去 20 年，还没有经过几百年、甚至千余年历史沉淀的重大事件，从时间的逻辑来讲，这一事件似乎还依然被认为是不宜过早得出历史的结论。
当然，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目前对于苏联解体的各种各样评价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看，对于苏联解体的评价不仅具有保持和延续历史记忆的作用，而且显然还将影响人们对于未来道路的选择。
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之下，本文主要是介绍近 20 年来国外学术界是怎样利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国际研究等各个学科门类的知识和范畴，通过对于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所进行的学术性解释来深化我们对它的认识。当然，即使是这样的学术性诠释，可能依然是“为时尚早”，但它是更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一“帝国”和“革命”范畴研究中的苏联解体
“帝国”和“革命”是晚近国际研究学界较多运用于苏联问题研究的两个学术范畴。虽然关于这两个范畴的功能效用依然有不少争论，但运用这对范畴进行研究的作品显然在逐渐增多，而且其结论也引人注目。在近代国家出现之前，帝国曾经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过的一个历史现象，比近代国家体系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帝国体现出的不光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现象，也是一个国家间关系的和国内的治理系统。换言之，帝国不仅是一种消极历史现象，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在国际交往和治理进程中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一个方面。运用“帝国”范畴对苏联解体所进行的分析，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分析：其一是关于不同帝国的地理类型如何影响其衰亡的过程。其二是关于帝国的治理状态如何影响其命运的分析。其三是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对宏大的国际系统所进行动态分析，观察其如何影响苏联的最终解体。
首先，关于是否在苏联解体问题上使用“帝国”这一范畴，西方学者对此也是有着不同看法的。有学者认为，苏联的非帝国性质并不宜于从“帝国”范畴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比如，与 19 世纪帝国现象相比，苏联曾经长期获得人民支持，有着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广大疆域之内有如此之多民族混合居住，特别是意识形态曾经具有强大的作用。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毕竟“帝国研究”已经在国际学界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学术方法正在广泛流行，值得做一番介绍与思考。
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帝国现象，诸如以皇帝为首脑的君主制国家、帝国主义殖民大国等，E． T．盖达尔( Е．Гайдар) 在《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一书中为俄国现象专门量身定制了一个“优雅的”定义：“帝国”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支配权集中于宗主国，而民主设置( 如果有的话) ，抑或至少选举权未能普及到其掌控下的全部领土的强大的多民族国家类型。
这样的“帝国”定义与苏联解体有何干系呢？根据盖达尔的定义，原则上有两类帝国，也即跨海帝国( 英国、荷兰、葡萄牙等) 和领土毗连帝国( 奥匈帝国、俄国等) 。这两类帝国在衰落过程中所遇到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对于前一类帝国，由于宗主国领土与海外殖民地有着大洋阻隔，因此，发生在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很难直接在宗主国的本土内得到反映。比如，发生在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和独立并不那么直接地对英国本土政治构建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而作为大陆型的后一类帝国，由于没有海洋将殖民地与宗主国分隔开来，宗主国与附属领土上占主要地位的民族共同体( 宗主国) 比邻而居，相互影响密切。帝国附属地或边缘地区的举手投足都对帝国核心部位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特别是在帝国解体过程中，这两类帝国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大陆型帝国的政治结构由于疆域毗连、人口混居、文化一脉相承，往往会受到边缘地区政治和经济状态的直接影响。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民族情绪高涨后的形势动荡就直接影响了苏联的解体。盖达尔甚至认为，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历史经验显示，当帝国已经解体，大国情结和帝国心态交织，使得昔日宗主国的民族意识要适应强国地位的丧失而成为一项并非容易的任务。
盖达尔进一步指出，多民族国家如果再加上集权政治统治，那么它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是，制度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首先会动员起那些准备利用民族感情的政治力量。而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明白这一“帝国”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挑战，也根本忽视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危险性。显然这就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动因。同时，盖达尔又强调，具有帝国传统的“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的经历都令人信服地证明，当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被摧毁，军官和士兵的忠诚在他们的原籍所组建的新国家与宗主国以及他们所驻扎的那个帝国的行政当局之间被搞得四分五裂之时，国家机关所遭遇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通常的结果只有一个：军人丧失采取行动的能力”。笔者在这里指出这一特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诸如奥匈帝国等大陆型帝国的解体过程中，军人用兵的力量受到了限制。一方面，这是催动反抗力量不受武力威慑，推进帝国解体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帝国解体有可能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像苏联解体这样的大帝国解体，居然大体是在和平背景之下实现的，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除了上述军队作用受到限制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背景乃是核威胁的存在反而成了一个制约解体过程不能过于受武力影响的外部原因。可见，大陆型帝国的连续性和海洋性帝国的非连续性乃是观察其兴衰存亡历史性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类帝国研究的特点在于对于帝国治理问题的分析。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得主多米尼克·列文( Dominic Lieven) 在对各个欧亚帝国进行了气势磅礴的历史性比较之后，强调了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的一系列治理方面的原因。在他看来：第一，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国外和国内赋予了自己过于艰巨而不切实际的使命( herculean tasks) 。在内部，苏联试图在由文化、宗教和民族及其不同的人组成的混合体上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群体，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此外，“普遍较高的文化程度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是苏联国家合法性和生存的关键。”这意味着苏联不能以一个普通帝国身份而存在，而必须既是帝国又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旗舰”；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必然会招致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反对，“由苏联自身设定的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任务是一个太过艰难的任务，”由于这样的背景使得苏联必须极尽动员资源、投身于强敌的竞争，“而且国家意识形态如此紧密地与体制合法性紧密相联”，一旦外部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严重后果。第二，苏联解体的另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是相当简单明了的原因，乃是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苏联意识形态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相互之间将会发生大战，这至少在 1945 －1991 年这段时间里被证明是错了”。意识形态可信度和合法性的丧失导致苏联“认同感”的缺失乃是帝国崩溃的重要背景。第三，帝国往往因对于外敌的恐惧而兴盛，而“戈尔巴乔夫对外政治新思维一笔勾销了西方对于苏联安全的威胁存在”，从而大大降低了帝国存在的价值。第四，苏联在“中东欧的非正式帝国形态堪称是过度扩张的典型案例”，而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这一地区已经成了苏联帝国的负担而不是利益。乌克兰、波罗的海、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运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第五，帝国疆域辽阔并且民族关系多样，因此，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关系对于维系帝国显得非常重要。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经济改革伴之以揭露苏联过去的‘公开性’政策损害了莫斯科共产主义体制的合法性”，其推行的民主原则也使得地方精英有机可乘。中央与地方精英的关系由此变弱，帝国因此而岌岌可危。在这个意义上说，“苏联解体很难被说成是民主的不言自明的一次胜利。民主化虽然有限，但却是对于苏联解体起了很大作用”。第六，1985 年至 1991 年间，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因素以及他对于改革战略和技巧的选择，包括他和叶利钦的个人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帝国走向崩溃。多米尼克·列文的研究表明，不同帝国的不同治理方式将决定帝国的命运。
除此之外，有关帝国结构系统的研究视角也是分析苏联解体的工具之一。加拿大学者斯蒂芬·斯特里特( Stephen M． Streeter) 认为，为什么那么多对于苏联极权主义的研究却没有能预测到苏联解体，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帝国结构角度进行思考；而结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体是何性质，而在于其占首位的结构关系。从结构关系出发的观察有助于避免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斯蒂芬·斯特里特等人所主编的《帝国与自主性》一书以1986 年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谈判为案例，认为这一场谈判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作为新帝国的美国正在开始以其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等多方面的主导性优势来限制其他国家的自主性，而作为另一大帝国的苏联就是在美国在其正式主权范围之外投放力的压迫之下，宣告实际上已经接受妥协。这样从帝国外部环境出发的分析使得人们对于苏联解体的理解不光限于自身，而且还有了全球性结构的宏大背景作为支撑。
“帝国”范畴的运用告诉我们，无论从类型学意义上、抑或从帝国治理能力和质量的层次上，还是从帝国内部和外部结构的视角下，帝国内外行为的逻辑及其制约性乃是理解苏联解体现象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再来看有关“革命”问题的分析。如果说在 20 年前，当国际局势发生动荡，特别是若干国家和地区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方式出现政治更替之时，人们还不太习惯于使用“革命”这一范畴来对之加以描摹。但是在 20 年之后，当“革命”一词已经被媒体和学术研究广泛使用于对发生在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激进政治变动所做的描述和分析之时，我们有必要通过“革命”这一范畴在苏联解体问题上的运用和分析来加深对苏联解体本身以及“革命”这一范畴做进一步的认知。
对于“革命”的历史实证研究以及通过暴力实现政治变革的研究曾经是以往很多有关“革命”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在 20 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变革、特别是发生在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转变过程中的国家地区的复杂政治经济转型过程的出现，“革命”范畴就更多地指向这样的社会政治急剧变化过程。
曾经是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与管理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马乌( ВладимирМау ) 在他的《大革命：从克伦威尔到普京》一书中曾经将俄罗斯 20 世纪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的转型与历史上的英法革命相比拟。他认为，有关“革命”的现代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化和转型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
弗拉基米尔·马乌是如何看待“革命”这一现象的呢？他认为，第一，“革命”不会产生在缺乏动态变化的稳定社会，这往往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现象有关。比如，早期现代化危机往往见诸经济增长的准备阶段以及最初的病态阶段，这一阶段危机要解决的是居民如何适应经济增长、尖锐的国际竞争等一系列极具动态性的问题；而成熟工业化时期的危机则产生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这时的危机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如何自我调节和国家如何调适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管理；后工业社会早期的危机则往往产生于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生态威胁等情况之下。上述任何一种危机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并且限制和阻碍对于变动中客观条件的调适，那么便会引发“革命”。第二，“革命”乃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社会转型，往往发生在国家管理弱化，已经没有能力控制所发生的事件和过程的情况之下。第三，国家管理的弱化主要体现于社会的碎片化——在经济变动的情况下，既定社会结构会受到新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冲击。第四，“革命”具有以下类似的进程：旧体制危机—反对旧体制的温和力量联盟掌权—温和政权的危机—受到保卫革命成果联盟支持的激进力量掌权—激进政权危机—热月派政变：新精英阶层伴随着财产状况的重新分配而形成、民众疲惫但又没有做好积极的政治准备，进而导致危机深化——这为国家强权的出台做了铺垫——“革命”之后基于新政治精英阶层及其联盟专制的形成。第五，“革命”后的专制往往是国家权力的强化，但并不意味着稳定，一般这样的不稳定状况会延续几十年。第六，“革命”往往是在大量偶然性因素积累之下形成，“革命”的结果难以预言。第七，在一系列重要学术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有关“革命”问题的有关共识：诸如暴力已经不再是“革命”的最主要标志；“革命”更多具有政治经济性质，而非原来单纯的政治性质；社会基本结构的碎片化较之阶级分析更加受到关注；“革命”中发生的政治体制的更替并不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革命”后的专制并不意味着强有力国家管理的最终恢复。
那么弗拉基米尔·马乌是如何通过“革命”范畴来观察当代的社会变迁的呢？马乌认为，20 世纪末，在俄国发生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场“革命”就其属性而言无异于以往历史上的一系列革命，但是当代俄国“革命”并不以暴力为其特征，并且是从相对谨慎的改革逐步走向了“革命”。这场革命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始，经过了苏联解体，一直延续到21 世纪初普京政府执政，这时“革命”时期才走向完成。
如果说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范畴研究较多的是从纵向的历次革命以及每次革命周期性历史变化来进行的比较，并勾画出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政治变迁的特征，那么迈克尔·麦克福尔( Michael McFaul) 的《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一书则更多地从一般社会体制转型的横剖面的分析来刻画俄罗斯世纪末的“革命”。迈克尔·麦克福尔的研究作品之所以值得加以关注，不光是因为这位学者是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开始受到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最高当局重视的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而且对他的关注延续到了奥巴马总统时期。2011 年底，麦克福尔就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这是国际关系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学而优则仕”的一个例子。
迈克尔·麦克福尔与弗拉基米尔·马乌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两人都是把从苏联至21 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政治转型视为一个“革命”过程。麦克福尔明确地提出：“到 1990年秋天，形势已经很清楚，苏联特别是俄罗斯处于社会革命的中途，这次革命的规模堪与现代史上其他几次革命相媲美”。稍有区别的是，麦克福尔对于俄国“革命”的评价要稍低于弗拉基米尔·马乌。弗拉基米尔·马乌把俄国转型与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比较之时，强调了前者的优越之处；而在麦克福尔看来，俄国“革命”不光行进艰难，认为先是经济、后是主权边界之争，真正民主的改革很晚才问世，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暴力因素”( 指1991 年8 月的莫斯科“政变”和1993 年“炮打白宫”事件) 。
麦克福尔首先是强调了两个背景性变量：争议的转型议程和敌对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就前者而言，这位现在已经是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前学者”非常有意思地提出，有关转型议程的经验表明，凡是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时推进的国家鲜有成功的可能；与其分兵两路，还不如攻其一点，集中精力抓好一个方面的改革，或许还能够有所突破。就第二个变量而言，麦克福尔挑战了转型问题的理论家亚当·普热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所提出的命题：权力之间的不确定的平衡更容易走向最民主的安排。因为，在普热沃斯基看来：“民主不可能产生于专制，它只能在协商中出现”。而麦克福尔反驳道：权力不平衡、不对称状态才是民主产生的前提，他甚至提出了民主“可能通过强制而产生”的结论。麦克福尔在这里指的是，转型过程中势均力敌的对抗状态无法真正产生民主，相反，叶利钦这样的强权人物甚至在 1993 年炮打白宫事件中动用了武力，才使俄罗斯有了民主制宪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较结构性因素来说，麦克福尔在俄罗斯革命性转变过程的分析中更加强调个人角色的因素。他提出，中长期条件下，结构性因素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在苏联发生“革命”的较短时期之内，应该更加关注的是个人角色的巨大作用。他强调说，结构性因素并不决定结果，个人因素才决定结果，“推动这部苏联/俄罗斯转型戏剧的是最终由这些个人在关键点上偶然做出的决定”，显然，这与帝国范畴对于苏联解体进程的观察有所不同。
无论是从“帝国”范畴，还是“革命”范畴的运用来看，虽然上述这些学者还只能从其带有个人特点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对于苏联解体以及围绕解体的历史过程的看法，但与单从历史事实角度出发做的研究相比，这些判断显然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二争议之下的苏联民族主义和联邦制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对民族主义问题是否是苏联解体的原因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问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只是起了很小的作用。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影响苏联解体的主要事件只是在正式体制之内发生，很少与社会相关；这种观点认为，在关键的决策过程中，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相当边缘的动因和影响——因为在当时影响苏联解体的各种因素中，失败的体制与意识形态、衰落的经济、与美国竞争的军事重负、以自我实现为工具目标的官僚体制等这些问题才是影响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在另外的一些著作中，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问题只是被视为苏联解体的一种结果，它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发生影响的，而并不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着自治作用且主动地推动苏联解体的一种力量。
总体上看，在目前国际学界，较多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重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苏联时期一位相当有影响的评论家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 ВиталийТретьяков) 认为，苏联晚期民族主义的崛起与联盟国家建构有关。他认为，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大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具有多民族但又有统一国家属性的“苏联人民”这一概念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确是当时实际的生活状态。他认为，一方面，各民族之间大量通婚、以各民族单位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之间大量异族人员混居，当时有着非常接近于美国那样把各族人民变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每一个这样的加盟共和国不光有着自己的“原始国家建构”，而且这样的民族国家身份还不断地得到来自中央政权的各种“照顾”，诸如发展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优惠政策、进入一流大学的特殊入学条件、对于地方传统经济的保护，等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才使得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苏联面临国家危机，当各主权国家纷纷倾向于独立时，它们具有几乎一应俱全、马上能够启用已有的独立国家建构，并以此推倒苏联。
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学者格雷戈里·格利森( Gregory Glea-son) 曾经发表一篇题为《联邦制形式和苏联解体》的长文，按照他的观点，苏联晚期修正联邦体制的努力为何归于失败，主要有着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苏联联邦体系本身缺乏合法性，以至于在无法实行有效镇压的情况下，其体系就难以为继。再加上引发解体的过程是突如其来的，更使其无法应对。第二，苏联的规模过于庞大、内部过于多样化，除非实行垄断统治，否则就难以协调。第三，许多联邦制的历史经验表明，民族原则和领土原则行政的交织重合，实际上是其难以治理的痼疾，苏联也无法例外。第四，苏联联邦体制由于“大俄罗斯”的存在这一事实而大为复杂，因为俄罗斯具有自己的联邦制结构，并且内部分裂主义的挑战非常严重。第五，1991 年接连不断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顺序和事件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导致联邦体制存活的胜者同盟。由于这些原因，苏联联邦体制无法逃脱倾覆的命运。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贝辛格( Mark R． Beissinger) 将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推演发展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苏联解体的趋势逐渐蔓延过程中，民族主义在使解体的路径“结构化”方面发挥了何种作用？他认为，不可以简单地说，是民族主义“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作为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过程，总是会有很多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不能认为是这样的一种单一因素在起作用。同时，他也认为，如果轻视民族主义这一向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那也是愚蠢的：因为民族主义在使苏联解体走向“物质化”的动态过程中的确是起了核心作用，使得解体过程有了“物质承担者”；而且，如果排除了民族主义向度进行解释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后苏联时期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走向。马克·贝辛格提出，在 1987 －1992 年的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是最有鼓动能力的政治口号。而尤其是在 1988 －1989 年间以“公开性”为口号的政治开放使得民族主义因素在各种场合之下被政治化了。这是一个苏联人民和苏联精英包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预料到的一个结果。马克·贝辛格提出了一些数据来证实他的这一结论。在 1988 年以后，在苏联地区出现的街头示威游行当中，具有民族主义要求而没有民主要求的比起仅有民主要求而没有民族主义要求的游行示威次数要多出了三倍；前者的参加者要比后者多出十倍；既有民族主义要求又有民主要求的示威游行比单有民主要求而没有民族主义要求的参加者要多出五倍。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现象，表明了在决定苏联命运最为关键的几年当中，民族主义政治倾向是比任何其他一个政治倾向都更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政治潮流。
第二个问题回答的是，民族主义动员过程在苏联解体之前的这一阶段并不是任何单个民族的故事，而是一个各个民族的行动趋向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时期。贝辛格将这一现象称为民族主义的“潮浪效应”，也即潮汐起落之时各方汇聚的潮流互相合流、互相激荡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场景。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之时，并不是单个民族或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出现了一个各式各样民族主义互相连接、互相影响之下民族主义浪潮翻涌的过程，这才是影响苏联解体的关键问题之所在。作为当时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人，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笔者在1986 － 1987 年在苏联作为进修学者留学时，曾经在当时的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首都明斯克有较长时间的生活与工作，当时，在白俄罗斯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年轻人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青年已经有较多的交往，但是直至 1988 年之前，他们之间基本上还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或者是一种类似小型团体集会这样规模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活动。然而，到 1988 年 6 月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后，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先是1988 年 2 月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首先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抗议活动，然后延续到 1989 年秋天，在整个苏联地区，在波罗的海、外高加索、乌克兰、摩尔多瓦到处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倾向的集会、游行乃至于激烈的抗议活动。到 1989 年秋天之后，一方面是苏联相对比较安定的中亚地区也纷纷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抗议声浪，东欧的政治激变已经到了完全不可挽回的地步；另外一方面，正如马克·贝辛格所说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当时和其他政治潮流是紧密联系而且是同时出现的。特别是到了 1989 年以后，在东欧、中亚、苏联的欧洲部分，对于民主的呼吁和对于民族独立的欲求始终是相互推动而发展成为一个无法遏制的潮流。
马克·贝辛格提出的第三个问题认为，当一个结构化过程形成之时，民族主义动员的作用并不只是表现出原有体制、结构和认同在先前存在时的那种行动逻辑，相反，它在体制、结构、认同的重新构建和改造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着自己的独立作用，以至于这样的一种作用相当深刻地从体制上和思想上为苏联解体做好了铺垫。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是到 1989 年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广泛地要求脱离苏联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的认知：似乎苏联帝国马上就要崩溃。但苏联解体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转型、意识形态重构以及公众政治认知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巨大动员能量的民族主义思潮势必和其他政治潮流汇合，使得民族主义思潮不仅仅是高度的政治化，民族主义一面具有能力摧毁前苏联的多民族共同体的框架，同时也为民族分离的政治重构提供新的体制和心理基础。
也正是从这样的一种理解出发，马克·贝辛格认为，当人们把苏联解体现象过度解读为一个结构上早已经被规定的脚本之时，这种观点也是不甚妥当的。他认为“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实际上早在它刚刚建立起自己的体制构架时就已经被确定了的这样的说法难以成立。这是因为，类似于苏联解体这样的现象，是由于在无数的挑战和竞争的作用之下才会最终走向它的结果，而这样的复杂结果是很难从一开始就被事先确定的。”以笔者之所见，每种体制确立之初，总有其难以规避的历史理由与背景；而每一种这样的体制抉择一旦做出，也往往会有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前景与可能。它将更多地取决于如何在而后进程中不断修正和经营。就像贝辛格所说的，这是一个要经过无数挑战和竞争的作用之下才会有最终结果的历史过程。从这点出发，更加关注历史和文化对于体制构建的作用，更多体察体制构建与解体过程中的思潮与现实政治力量的互动，比之任何“原罪”说或者比之任何与生俱来就具有“先进性”的说法，要更为来得合理。
三苏联解体的社会学分析
关于苏联解体的社会学角度的分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俄罗斯及西方学者们思考和分析的重点尤其集中在苏联解体前这几十年中的社会变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对于苏联解体前几十年的社会结构和代际状况的分析总体上倾向于比较消极的评价。显然，如果不是对这一阶段消极的看法占上风，也就无法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掀起的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将苏联掀翻在地的改革运动。同时，苏联解体前后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对于苏联解体之前的苏联社会状况持较中性立场的学术作品却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前，即使被认为是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样的社会保守化阶段，还是可以发现大量因时而异并自然出现的一些社会变化，但问题是，社会体制未能相应地跟随这样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而进一步的看法认为，即便是在晚期的苏联，依然有不少积极的因素值得关注，否则就不会有后苏联时期的市场体制和政治民主化。如果说前者比较多地倚重于社会结构功能分析的话，那么后一种观点则较多地从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的新古典社会学出发。因此，针对这几个方面观点进行比较和思考可以成为探讨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向度深层变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就前一种消极观点来说，可以将俄罗斯相当有影响的学者 C．卡拉－穆尔扎( С．Г．Кара－Мурза) 的观点作为代表。按照 C．卡拉－穆尔扎的说法，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曾经对于苏联晚期的社会认知状况有过一个重要的判断：“我们不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笔者以为，即使超出苏联解体研究的范畴，安德罗波夫的警语也是可以给人以深刻启示的。
C．卡拉－穆尔扎进一步认为，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这种状况恶化了：无知变成了不了解，接下来则转化成敌意，在一部分精英中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根据 C．卡拉－穆尔扎的分析，当时的特点之一是，领导层无法迅速地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这一批新领导人大部分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代党员知识分子的后代，这批领导人对处于基层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军队、学校的特点一无所知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而当时只有基层干部掌握着形势。这种局面一旦面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路线带来的挑战，自然就如同雪崩似地陷入危机。C．卡拉－穆尔扎认为当时的问题之二在于，无论是在权力中心的知识精英如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 А．Н．Яковлев) 等人，还是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的知识精英如原子物理之父萨哈罗夫( А．Д．Сахаров) 、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А．И．Солженицын) 等人，“在世界观真空以及思想停滞的情况下”，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倒向了“反苏势力”一边。问题之三是，二战以后苏联的城市化进程为后来形成的对于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也即当“苏联构想首先是从农民的俄罗斯处世哲学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基本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就急速进行城市化，使得农民脱离了城市的节律。言下之意，急速城市化使得作为苏联存在依托的农民失去了根基。按照 C．卡拉－穆尔扎的说法，问题之四是“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嬗变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 世纪 20 至 50 年代的动员性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能够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时代更替的过程中，当农民共产主义理念逐渐失去效力，在大约 60 年代耗尽了自己潜能的时候”，“为了巩固苏联社会而保持政治体系的领导权而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基础”，“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中寻找解决这个( 只从直观理解) 问题的对策，可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现成答案。这在党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思想危机”。
很有影响的俄罗斯公共知识分子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 ВиталийТретьяков)则这样认为：第一，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大规模消费的社会，但是国家经济政策没有能够回应这样的社会变化。第二，道德和思想意识形态教条非常危险地越来越与社会日常生活脱离，也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相脱离。第三，苏联社会的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已经不错的信息状况( 成千上万有条件的人出国，西方媒体的传播实际上已经相当普遍) 使国家有必要及时对此做出理性解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显著。第四，兴起的中产阶级在现有社会设置当中没有找到能够使自己正当地位得以保障的政治机制，特别是在消费社会兴起的背景之下对私人所有权的否定。第五，曾在苏联襁褓中形成的各个国家政治主体出于对于俄罗斯依附性的不满，势必在苏联解体时发挥关键作用。特列季亚科夫认为，正是这样，实际上早已经出现了的社会转型、社会基础与意识形态滞后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但是，近年来也有若干对于解体前苏联社会状况的学术研究，提出了在苏联最后20 年的思想文化变迁，即出现了当时已经从苏联体制内部形成的“俄国式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从而成为前苏联晚期与解体后新市场体制接轨的历史纽带的观点。
俄罗斯新社会研究学院的专家安娜·巴雷茨卡雅( Anna Paretskaya) 在其《苏联共产党和另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认为( 该文在美国社会学学会所主编的《社会学理论》上刊出，这篇文章与前述对于苏联晚期的消极观点持相反的立场) ，从总体上说，在苏联解体之前的 20 世纪 70 －80 年代，苏联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她提出，如果不是依照直觉，而是根据对于苏联媒体和国家官方文件的定性分析出发，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共产党乃是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在苏联的代理人。在安娜·巴雷茨卡雅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并不只是禁欲精神，而是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个人主义崇拜物。巴雷茨卡雅在这里枚举了一系列苏共与国家如何推动崇尚个性、表达自我、乐于寻找工作和消费领域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实例。她认为，按照这样的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广泛理解，搜寻当时在苏联体制内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当时的相关机制发生和形成的方式，那么就可以形成资本主义文化从苏联旧体制之内形成的这样的新观点。这位作者还期待通过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途径、目标等有关新古典社会学命题的研究对于本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在安娜·巴雷茨卡雅的研究中，她的分析前提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兴衰的历史前提的论述，她所主张的是要通过新古典社会学对资本主义进行现实观察和理论比较，其重点是转向 21 世纪之际的资本主义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多样性。这位学者关注到了学术出发点的差异。她认为，“在这里，如此多样化的范畴使得新古典社会学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把资本主义视为‘单一均质全球化的逻辑’加上‘总括所有时空的社会法则’的样式，这种样式可以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式改革实践为例证”。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如果从理性行为、效用最大化到自由人的观念这些范畴来看，存在隐含的内在统一性。但是，从新古典社会学来看，则正好相反，这一学说认为资本主义乃是具有多种样式的形态，不光是由于其发生时的历史环境不同，也由于其代理人的文化规范以及政治习性的不同，更是由于社会权力关系变化而形成其特点”。巴雷茨卡雅进一步举例说，比如，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发生的特点就各有不同：或者是官僚与技术精英的结盟，或者是持不同政见者与技术精英联合起来反对党务官僚，或者是技术精英与官僚集团的对垒。在安娜·巴雷茨卡雅看来，俄罗斯事实上早在“历史的终结”之前，就有了共产党这样一个“代理人”，虽然她所认定的资本主义不同于“一般社会理论习惯上”所称的资本主义。
虽然安娜·巴雷茨卡雅接受了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但她又排除了新教伦理、禁欲主义、利益导向等概念导向，更多地强调了从资本主义的文化向度来诠释俄罗斯资本主义。她认为，俄罗斯资本主义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在 1992 年推行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开始之前，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已经大为流行了。巴雷茨卡雅通过研究苏维埃政党的文件资料，认为苏联党当时并不想要放弃集体主义取向，只是一种促进崇尚个人独立精神、不墨守成规、追求个人自我实现、对社会主义工作和需求的理解做重新诠释的语境，这种观念已经相当接近于资本主义中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位学者认为，俄罗斯实际上存在着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以及一个具有类似取向的社会集团，这一局面自苏联解体之后迅速崛起，并且部分地得益于苏联昔日旧体制下的后集体主义的语境。安娜·巴雷茨卡雅坚持认为，这种发现不仅对解释苏联解体，而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起源和特性起着广泛的理论影响。
对于苏联晚期后集体主义语境的功能问题，安娜·巴雷茨卡雅认为，这对于在苏联旧体制内培养形成一个消费者阶层、形成独立的意识、自我依靠而不盲从社会主流、协调个人选择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她认为，从直接的意义上说，这种集体主义语境“并没有导致社会主义的解体和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开始”，因为这种语境的功效还是非常不明确的，但这种语境的诞生在被称为是“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意味着人们已经开始了对于“新苏维埃人”、“新苏联人”这样一些概念的重新思考，这对于苏联晚期社会的革故更新起到了推动作用。
安娜·巴雷茨卡雅对于苏联解体之前社会状况的积极评价和 C．卡拉－穆尔扎等人对于同一时期苏联社会的悲观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评价都没有回避在解体前的苏联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事实，这就为理解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变化的关联性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换言之，这样的研究至少表明，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个前后决然断裂的过程，而是发生着各种正相关、负相关关系的复杂演变过程。
四关于苏联解体的经济辩论
关于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二十余年来已经有了很多的探讨。最为集中的表述是过于僵化的计划体制对于苏联经济的长期影响；也有表述认为，苏联过于倚重**、能源等部门的畸形结构，最终造成苏联崩溃的后果；被许多学者所接受的表述是，在苏联经济趋于衰落的背景之下，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给苏联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此外，苏联晚期领导人的决策错误以及对苏联经济问题严重性的无知与忽视也是导致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从迄今为止的讨论来看，即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这些表述似乎已经比较充分地揭示了苏联解体在经济方面的缘由和背景。
但是，就是在苏联解体二十年之际，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俄国项目负责人，也是这一领域的一位资深专家利昂·阿伦( Leon Aron) 却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你以为已经知道了关于苏联解体的所有故事，那么你就错了》的长文，他提出了一连串对于既有研究结果的质疑。在他看来，到1985 年，苏联几乎拥有与十年前差不多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在1985 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指标表明苏联经济将会发生大的灾难。1981 － 1985 年年均增长1．9%，略低于 1960 －1970 年的平均水平。苏联经济尽管依然没精打采，但是直到1989 年还未见灾难迹象。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财政赤字历来被视为是革命性征兆，但是1985 年苏联财政赤字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 。尽管赤字增长迅速，如 1989年增加到了9%，但其规模还是可以被管理的。石油价格在 1980 年至 1986 年的下跌沉重打击了苏联的财政，但就在同时，苏联的收入在1985 年增长了2%以上，甚至在此后的五年当中，随着通胀而调整的工资增长幅度一直延续到1990 年，也即苏联解体之前的一年，每年平均增长7%。固然，这是一个停滞时期，但是在政治上也未见更多的问题，甚至也看不到那种被认为是革命前迹象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总之，按照利昂·阿伦的理解，苏联还不至于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之下就如此突然解体。事实上，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出这样的疑问。
在回答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关注其自身本来就是资深经济学家，且曾任苏联解体后第一位主管经济的最主要政府官员，同时又在退位后全面研究关于苏联解体的伊戈尔·盖达尔。盖达尔在他的《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苏联解体之前的整个宏观经济状况。盖达尔并不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的国际油价的跌落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他在书中明确提出，美国当时的确希望通过能源行情的变化来打击苏联经济的这一薄弱环节，但导致苏联垮台的经济因素远不止是一个能源价格波动的问题。盖达尔也提到，绝大多数人也都同意，“这一制度虽说缺乏效率，却仍然稳固”。在盖达尔看来，简单地把苏联经济看做是计划经济有所不妥，其理由在于，苏联经济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行政命令性计划在起作用，用奈舒尔( V． Naishul) 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协商经济”，而盖达尔称其为“等级交易体系”。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计划经济，而是经过一个分级协商的过程来分配资源。上级机关根据的是它所掌握的信息以及对下级进行制裁的能力，而下级则是以其实际掌握的生产问题和产能信息，向上级讨价还价。换言之，一种等级交易过程已经取代了纯粹命令式的计划制度。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经济中交易关系的资料，在解密的档案中已有披露。笔者在 2009 年在斯坦福大学访学的时候，就专门听保罗·格雷戈里( Paul R． Gregory) 教授在胡佛研究所介绍过他对于苏联模式的研究，在他看来，苏联晚期经济模式实际上已经算不上是一种计划体制。
根据盖达尔的解读，苏联解体乃是一个非线性原因或者单一原因所造成的结果，是整个体系多年积累的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刺激，并且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条件和外部环境之下所造成的结果。从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早年就具有在苏共中央工作的丰富经历，而后又是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第一负责官员的特殊角色来说，盖达尔通过一件一件重要档案的披露，一项一项当时所采取的政策的分析，大体上勾画出了苏联当时从生产下降、预算恶化、消费匮乏、外债深重、物价波动等一系列因素的连锁作用之下，多种因素最终以滚雪球般的效应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全面崩溃。
根据盖达尔的披露，人们几乎难以相信，关于苏联军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苏联最高军事首长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之间的数据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一直弄不清楚。人们也难以想象，在外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的 1990 年，苏共主要领导人对此依然会毫无感觉。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国家已经面临危难关头，最高决策者几乎无所作为，听任局势的恶化。盖达尔指出，在面临尖锐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不能期望仅靠政治自由化本身便足以战胜金融危机”。虽然盖达尔也表示，这里可以暂不讨论政治开放的对错，但他认为，这对于形势的崩溃至少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临到最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民族主义浪潮已经四处汹涌之时，苏联的政治精英们这才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无法抉择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凶险财政金融形势逼使他们在国内经济一片凋敝的情况下只能向西方大举借债；另一方面，如果要想保留苏联并且采取强硬手段实行镇压的话，那么任何向西方的借贷都将成泡影。实际上，事已至此，无论是借贷，还是镇压，都无法挽回一个帝国的崩溃了。
综上所述，关于苏联解体的学术分析所提供的不光是任何单个统计数据，或者是关于单项政策失误的分析，而是要求人们学会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转和多种因素的复杂综合之中来寻求解答。这是一项依然有待花费大量劳动才能有所收获的艰难工作。
五结语
关于苏联解体的辩论也许可以延续上百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讨论。但是，每一个时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总会留下人们当下思绪的痕迹。比如，在苏联解体 20 年之后，人们又在反过来思考，偌大帝国当时是否有可能避免崩溃的厄运呢？苏联是否还可能延长若干年才发生解体呢？这样的一种心态是怀旧，还是基于更深层的一种反思？同时，每个民族和国家对于苏联解体这样重大历史问题的思考也将定会带上自己的历史和所处环境的烙印。每个民族自己的记忆和境遇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对于这样一个宏大事件的认知，而每一个民族和国家之内的每个群体也会以自己的故事和甚至怀有想象来解读这一事件。显然，这样一种对于苏联解体的认知解读会使得任何思考和结论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
学术讨论也有别于政治家的哪怕是十分敏锐的情结及其判断，就像普京所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相当客观地表达了俄罗斯人今天似乎还无法超越的一种境界，但是，依靠学术范畴与逻辑冷静地进行条分缕析还是有可能获得对于这一问题更为深入和理性的认知。正因为此，本文倾向于不能简单地从某一时间的某一事实，或者某一人物的某一立场来议论这样一场异常复杂的历史巨变，而是力图通过学者们基于学术的分析，特别是某些范畴及其逻辑的展开，来深化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一场远未终结的辩论。
即使是这样一种相对而言比较超脱的学术分析，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也是有其实际功效的，因为，毕竟它有可能是超越了具体阀阅，同时又聚焦了专业人士深思熟虑后的一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