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们一直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加强民众的都市认同，尤其强调通过年俗认同来加强都市认同，把工作的都市当做自己的家园。对于那些在城里生活了好几代的人来说，这当然不是问题；但对于在城里务工的外地人，对都市的年俗认同感并不是很强。
从前，在如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年过年的时候，都市里生活的外地人会一拨一拨地离开。过年是亲人团聚的时间——学生、农民工回家那是理所应当的，即使是在都市生活了20年以上的人，也都是回到外地和乡下过年了。在都市中，这类群体还没有建立起亲属谱系，过年到谁家去拜年？谁会来你家拜年？这是个问题。本地人的一套过年的习俗也不能参与，混居在一起的各地方的人，其年俗不完全兼容，也很难形成过年的气氛。刚进入都市的新人，甚至还不如在国外生活、过年能凑在一起的华人，他们可以形成一些年俗的共识。所以在大都市过年有时是颇为冷清的。即使是重要景区的热闹场面，也难以消除部分都市人心理的冷清。这就是城镇化过程中外来群体缺乏对于都市的深厚认同，导致春节期间逃离都市——长期生产生活的城市，仿佛只是一个工作的所在，没有真正建立起对于都市的情感依恋。
今年，疫情改变了人们很多习惯。2020年农历庚子年，回家乡过年的人们，因为响应防控疫情的要求，很多人很久都没有重回大都市，对于工作、生活产生了影响。当然，对于疫情期间的有效管控，换来了下半年的经济复苏，也有效保障了民众的生命安全。中国有效控制了疫情，但是在一个交流日趋密切的世界，很多国家依然还存在严重的疫情，威胁着我国国民的健康安全，尤其是在冬春流行传染病高发的季节，春节回乡，风险重重。于是，2021年春节，即农历辛丑年春节，很多人响应有关部门号召，就地过年。据媒体报道，今年的春运十分平稳，客运量比往年大幅下降，这就是说，有大量的民众在城市里过年。
很多人经历了一次被动地卷入都市年俗氛围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温情的，是我们主动将其融入都市的过程。留下过年，应该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不是冷面的管制。有些城市的措施可能过于理性——我们在一些城市的街巷看到相关通告，告诉留下来的人需要去到某处登记。就地过年，遵纪守法是肯定的。但其操作要人性化，否则可能会带来对于都市的隔阂。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的措施措辞是非常温馨的：“亲爱的外来务工朋友，欢迎你在本市就地过年”。除了详细交待防疫事务，还列出了诸多的服务项目——在哪里检测核酸，在哪里购买年货，打电话找谁解决什么问题等，这样，都市的温度就体现出来了。化被动为主动，让人们就地过年，过个好年。现在的都市都在搞“抢人大战”，能够让人过好年，就就是成功的“抢人”，它让外来者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之中。
就地过年还给都市的“原住民”带来了巩固都市年俗传统的机会。近年来，春节旅游持续升温。很多都市人选择旅游过年，实在说，这对都市年俗有一定负面影响。本来外地人回乡已经让都市有些冷清了，都市人再选择外出，社区人员锐减，也就真的减弱年味了。春节旅游当然有其合理性，年假相对较长，外出休憩放松可以理解，况且，旅游经济发展也有其需求。但是春节旅游也是把双刃剑，把本来属于家庭团聚的日子变成了旅途周游，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团结家庭、巩固亲情的时机。而冬春季节往往是疫病流行最为危险的时间，在外旅游也不够安全。过去是在小的区域间行走，即便是有流行传染病，扩展面也不是太大，但是现在的流动是全国性的、全球性的，所以这个时间外出旅游就有很大的风险。因此也有一些人觉得春节旅游不宜大规模开展，一是防疫的需要，二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今年的就地过年，本属于防疫的战略之举，无意间也成为春节文化传承、都市年俗认同的历史机遇。就地过年把相当多的一批都市新人留在了城市。由于今年对于饭店的年夜饭也有限制性规定，在家吃团年饭进一步强化了过年的传统氛围。这是多年来逐渐淡化的家庭年夜饭传统的整体性回归。而在年夜饭的操办过程中，家庭的和谐关系会进一步强化，年俗正向着传统的方式回归。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和其他务工人员中，有很多是举家来到城市工作、生活的人，家里的房子本来是锁闭的，甚至很多已经在老家没有了房子，回到老家后，很多人只能在县城或者镇上的旅馆居住，回家只是出于“乡愁所系”的行为。
其实，留在城里过年，也是可以让自己记住乡愁的。比如年夜饭的操办，也只是换了个地方；同时，在都市的住所也可以祭拜祖先，以此寄托亲情。过去，我见到过留在都市过年的农民工，在大年三十晚上摆好祭祖的桌子，桌子不大，但是香火、纸钱齐全，酒杯斟满，祭奠祖先，非常感人。待在城里的孩子，可以去逛大街，长见识。并不是说孩子回老家捉泥鳅、爬树才是最“有年味”的。夏天时，我在城市中，看到一个大的骑车的场子，上百个孩子在那里骑小车玩，每个人的车子都不同，但是孩子们互相交换着车骑，骑三五天再换一辆。城里的孩子与农民工的孩子没有界限，这加强了不同地域人的融合。如果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孩子们玩乐的年俗活动，那他们一定是开心的。孩子们的心在城里，未来对城市的认同度就提高了。毕竟，过年是大人的集会，更是孩子们的狂欢节。
都市中富有魅力的年俗活动，是年俗认同的重要内容，也是就地过年的关键所在。比如广州的花市、上海的灯会、北京的庙会，等等。现在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节庆活动不在提倡之列，但这并不是说要禁止所有节庆活动的举办。比如上海豫园牛年灯会灿烂无比，也是就地过年的人们享受美丽中国年的最好机会。过去都市中举办节庆活动是给旅游者看，现在举办的年俗活动是给自己看，这样就真正符合就地过年的宗旨了——都市中人们其乐融融的欢乐局面就随之出现了。
如何缓解都市居民与外地亲属之间的思念之情？回不了家，我们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当下各种视频聊天软件非常方便，“春节家庭团拜网络会议”也能变为现实了。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网络教学形式得以普及，也培育了一批网络教学软件，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国内国外的学术交流，以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举办的国际会议，现在可以轻易举行了。将网络教学课堂、网络会议的方式移植到拜年的活动上，不是轻而易举吗？所以，现在不能面对面拜年的苦恼，可以通过网络形式纾解。与此同时，大屏幕电视、投影电视的普及，也能使这种“网络拜年”活动变得更具现场感。所以，就地过年不仅可以回归传统，网络也会使人们的交流更具现代感。
就地过年与疫情防控是密切关联的两个问题。往年加强流行病防控，大家往往会觉得是出于突发的情况；今年的春节疫情防控，也能引导人们了解，“防疫”本来就是春节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实，“防疫”是我们一直忽视的春节主题之一。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史料中发现，从很早开始，春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防疫”之节。
我想就明代嘉靖版《松江府志》来说说这个问题。在江南，春节“防疫”是一个连续性的行动。腊月二十四，扫屋尘，“名曰除残”；“二十五，举家食赤豆粥，避瘟”。江南地区，从宋代就开始了腊月二十五食粥避瘟的民俗活动。宋代诗人范成大的《数粥行》这样写道：“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大杓轑铛分口数，疫鬼闻香走无处。”腊月二十五吃粥避瘟疫，竟然是如此普遍。江南潮湿，香道发达，品香是雅事，也是健康医疗的俗事。所以大家就认为香味让疫鬼无处逃。食粥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大年的“防疫”活动启动仪式。赤豆确实有“防疫”的作用，《本草纲目》中提到它能解热毒，现在的医学著作也认为赤豆可以解毒，增强身体免疫力。除夕夜，不仅鞭炮驱邪，还要“烧苍术避瘟”，苍术是祛毒的中药材。《松江府志》还记载书写绘制吉祥符号辟邪，“绘瘟神”以祭祀，体现出对于自然的敬畏。另外，对于有开口的坛坛罐罐，都要清洁消毒。尤其是对于饮水之井，要保持洁净，“恐降瘟灾”。这一系列操作，正是把防瘟疫放在头等的大事上。
前人给出的生活智慧，今天我们也要重视起来。都市要成为年俗文化的传承空间，成为一个温暖的生活场所。
作者丨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丨中国艺术报
编辑丨李梓昕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