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丨钱旭红: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主要用在炼丹上,问题出在哪儿?

发布者:学术报告管理员发布时间:2020-09-07动态浏览次数:10


  【编者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变化叠加交织,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将日益显现。面对变局,如何把握发展先机?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认为,关键在于改变思维。改变思维,既要回归本源,又要走向更现代。以下是他在2020上海书展的演讲。



  今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了深远影响。过去,我们的灵魂赶不上我们的脚步;而今年我们的脚步被迫停了下来,于是我们的思考相对加速,应该就能引领我们的脚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也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大背景。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要看到,在如此巨变、灾变之后,人类文明的新曙光正划破夜空,显露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其中,既有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产生不少困惑。就个人而言,时常会感觉到有时创造乏力、缺少幸福,而这一切都和我们思想的僵化和智慧不足有很大关系。所以,今天的演讲我将围绕“改变思维”来展开。


思维的重要性


  对人而言,思维是第一原理,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幸福与感悟,都和我们的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思维受限,我们会有很多苦恼。而人类过去之所以能从困境中走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拥有思维自由。

  有很多人都希望去改变社会,改变他人,但很少想到要改变自己。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只有改变自己、改变思维,才能真正地走向幸福、走向成功。在伦敦西敏寺大教堂,一座无字墓碑上的诗句告诉人们:撬动世界的不是别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的内心。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玻尔则讲过一句话,世界上所有问题都是思维问题。

  那么,思维与知识有什么区别呢?

  培根有一句名言叫“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越多,力量真就越大吗?我看未必。事实上,当今许多已发表的实验结果,也支持我的这种感觉。手机有大量的知识,但许多知识是无效的,甚至是垃圾知识,它可以把一个人给淹没掉。所以,知识多有知识多的好处和坏处,知识少有知识少的好处和坏处。归根结底,知识多与少并不重要,关键看你是否掌握它的真谛,掌握它的思维。

  如果仅仅关注知识点,你的知识就是一座一座的孤岛,但是如果能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你就能进入思维和精神的世界。所以,知识是思维和精神的载体,而思维和精神是知识的骨架。知识训练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知识的传播应该带来思维的训练和精神的升华,否则知识学得再多,都可能成为一种累赘。

  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人类自身思维需要不断进化。所谓思维进化,就是不停挑战人类的认知极限,这样我们将来才能够超越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工智能的主宰,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统治。人类需要的是幸福,只有通过思维方式来优化大脑内部的荷尔蒙,才能真正地感知幸福。


什么是改变思维


  所谓“改变思维”,不是指一种思维向另一种思维的转变,而是强调在多种思维中的转换选择。“改变”的前提是同时拥有多种思维,否则谈不上改变。比如,一个人同时具有烹饪的思维方式与数学的思维方式,那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就可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选择。

  为了去真正地改变思维,我们需要梳理一下人类的思维。一方面,我们需要返回到过去,看看文明的起源、科学的起源。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前瞻未来,看看将来的社会,最后明确我们过去有哪些丢失了,今后我们还能创造哪些新的。

  考察文明和思维的进展有多种方式,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思维工具,这个思维工具就是科技人文,因为我们通常的历史都是由帝王史、朝代史等所书写的,而这一切不是文明史。真正的文明史应该是由人类所公认的、可靠的思维工具来提供。而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科技,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强势文化,是人类公认的智慧。它一直颠覆性地改变着社会和文明,它具有双重作用,那就是物质和精神的作用。

  如果回顾人类整个发展史,你会发现大部分文明出现了、又消失了,最后只有两个主要的文明一直流传到今天,一个来自古希腊,发展成为今天的西方发明;另一个就是黄河边兴起的中华文明。这两个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非常重视科技,都对“水”有特别的偏好。有人发现,200年的美国社会发展和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竟然呈现非常类近的规律。也就是说,各个国家的社会和产业的发展尽管处于不同的阶段,但它服从同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隐藏在背后的科学技术。科技人文能够把我们从思维的陷阱中带出来,所以我们要走向幸福和智慧,就得想办法通过科技人文,走出垄断单一的思维,去获得自由超限的思维。

  2012年,我曾在英国女王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答谢致辞中提出super-thinking,即超越性思维。它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思维,也不仅仅是单一的一种思维方式,而是有多种思维方式,具有超越性。我们现在的学生培养,包括我们社会上的很多人士,基本只有一种思维方式,因此无法形成思维间的跨越。以前我们对“改变思维”的理解,往往强调要不断地超越以往的思维,总误认为新的就一定是好的。其实,一个思维具有垄断性,说明这个思维方法具有相当的正确性。然而,当把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无限扩张形成垄断以后,就把其他的思维方式都阻滞或消灭了,这就走向了其自身的反面。这里的“反面”即是说,当新的问题产生时,便无法作出应对。


如何改变思维


  改变思维本身也有一个“古今中西”问题。怎么改变思维?我认为,既要回归本源,又要走向更现代。

  第一,要回归本源。我与哲学界人士看法一致,中国人更偏向于辩证思维,而形式逻辑思维比较少。但是,这种状况是近一千年、近几百年才有的思维倾向,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文化、思维、精神方面都非常辉煌,之后才逐步地萎缩。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要回归本源,想一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像老子、孔子、墨子这样的人物。

  对于知识学科体系的发育而言,核心的发动机就是形式逻辑。如果没有符合自然的形式逻辑,那么就会丢掉原理,科学、学科、专业这样的体系就不可能形成。在150年前《Science》(《科学》)创刊号上,当时的美国物理学家罗兰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有若干年,但是因为没有探究其原理,所以这个民族就成为最古老、人口最多的野蛮人。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主要用在炼丹上。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展出自己的原理?因为我们的逻辑方式上有问题。我们强在辩证逻辑,弱在形式逻辑,我们很少有归纳,更加没有演绎。而在自然界,形式逻辑占了99%,因为它主要指渐变过程,而辩证逻辑适用的范围不到1%,主要针对突变过程。

  因为我们没有好的形式逻辑,所以不能够建立原理。那么,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天生缺乏形式逻辑呢?错了。中国人最早拥有自己的形式逻辑,但过早被丢掉。比如,现代科学来自两个主要因素,一是逻辑,一是实验。墨子的逻辑早于古希腊,做的实验早于古阿拉伯,但儒家著名人物给他起了外号,叫“墨守成规”。我们民族早年失去形式逻辑以后就留下了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忽视过程、忽视原理、忽视结构、忽视程序。所以,常常你可以见到“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落实,拍屁股走人”。

  说到形式逻辑,大家请记住一个人,他叫徐光启。他翻译了平面几何,而平面几何被朝廷扔在故纸堆里没人关心,到了近代,我们才开始教授平面几何。平面几何就是在教大家形式逻辑。什么是形式逻辑?它告诉你,这世界上做所有的事都要遵循从公理到定理再到推论的执行逻辑,时空是不可以颠倒的。也就是说,要先看树干,再看树枝,最后看树叶;讨论决定问题,要先议定原则,再议定细则,后议定个例。

  由此可见,来自希腊和中国的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各具有特点的。中国是讲转化,而希腊是讲分合。分合和转化有多大区别?这里举个例子。在西方看来,切水果的刀是不可以裁纸的,也是不可以切黄油的,那怎么办?为了要有所有功能,就把它集成在一起,这就是瑞士军刀。而我们中国人是万能钥匙和万能刀的思维,就是刀既是可以裁纸的,也是可以切西瓜的,也是可以切黄油的,所以我们只要一把刀、一把钥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两者就分别代表了分合的思维和转化的思维。

  在自然界,这两种思维都是存在的,并不是说哪个思维更重要、哪个更好,它们各具特点。对今天而言,我们希望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把两种知识体系发育过程的思维方式集成到一起,我们不仅要关心系统和全局,也要关心关键的节点;我们不仅要了解整个森林的模样,也需要了解某片树叶的脉络走向。这样,我们才能给世界提供新的知识学科专业体系。

  第二,是走向更现代。“更现代”是强调量子力学等是否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更新的思维的可能性。

  改变思维需要回归本源、走到前沿。那么,回归本源、走到最前沿的思维将是一种怎样的思维呢? 我个人观点,能回归本源的思维、能走向前沿的思维就是老子学说和量子思维,这两者相互兼容并相当程度能互通,体现出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老子学说不仅仅是中国的,更被世界自觉接受;量子思维不仅仅是属于科学的,也是属于人文的。过去一百年量子颠覆了自然科学技术,未来一百年量子可能颠覆人文社会科学。这是突破的前夜,以量子学说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将相当程度上颠覆当今的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

  所谓量子思维,就是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量子力学集中体现在波粒二象性,即光既是波也是粒子。按照我的体会,仅仅这么说还不够。更完整的说法是量子三句:光是波也是粒子;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光只是光量子。两千年前,一定程度上国人经道近释,理解接受了一些佛学的思想,故有禅修。禅师青原惟信把自己一生的禅修经验概括成禅修三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几句话广为人知,其实其中也已经有了某种类似于量子思维的思维方式。

  量子思维的基本特点是,所有的观察结果和观察者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你不能绝对地、分割地看一个问题。这也关联到量子理论所讲的“测不准”。用通俗的话来说,“测不准”讲的是,世界和你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你和这个世界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只在你看见它的那个瞬间,本真的世界或者原始的光量子就因你而“坍缩”,成为你看见的那个当前景象。

  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冥想打坐是一种锻炼方式,可是在若干年前,冥想打坐被视为一种迷信。科学研究表明,经常冥想打坐的人和普通人在大脑结构和微观血流方面是有重大差异的,可是我们习惯的传统的科学是完全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而量子学说却可能可以给出解释。2014年有位华人学者专门用量子概率去预测人的行为,最后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就告诉我们,量子力学和牛顿的经典力学有极大的差异。

  也许有人会觉得,量子有点玄。为什么我们对量子感到那么困惑?那是因为量子理论出现至今只有100多年,而牛顿的经典力学已经产生了400多年,我们已经习惯了牛顿描述的一个肉眼观察、惯性思维的世界,这个世界告诉你,世界上的一切就像机器,部分之和等于整体。而量子思维描述的是一个非直觉的、非惯性的思维世界,它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但是,近年的研究已经表明,生命是处于量子和经典交界的共管处,生命是一种量子神奇。

  量子思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测不准、叠加、纠缠。有一句话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感体验因事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量子理论不仅仅是最成功的科学理论,也是更新的世界观。牛顿的经典力学告诉你这是一个被动的世界,现在的量子理论告诉你这是一个参与的世界。牛顿说这个世界很简单,量子说这个世界特复杂。牛顿只关注物质,而量子会关注意识。如果形象地表达,在牛顿看来,世界有你没你一个样。而从量子的角度来讲,世界因你而不同!因为有你的世界和没你的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量子思维跟老子学说是互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相当程度的测不准。量子三句重视“三”,老子也重视“三”。老子讲“三生万物”。从思维的角度来理解,“三生万物”提醒我们要注意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创造性。当你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进行分析,或者讲话,找三个不同的切入点或者支点,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整体。《道德经》的一大特点,是它告诉你方法,但没告诉你结论。结论为何,需要自己去思考、去想办法。

  中国历史是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以前讲儒道释,这本身是对的,我们不能否定这个。不过,从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更容易从老子的角度进入。老子的学说,直接讲自然,也讲人。相对说来,孔子的学说,直接讨论的内容以人和社会为主,其他方面谈得相对比较少,所以孔子的学生子贡才会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现代社会中,人、自然已经很难完全分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科学界,一些欧美研究者更容易更乐意接受老子的思想,因为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是有非常密切关联的,但以前我们基本把它们隔离开了。

  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有两类。第一,完全按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我们就会仍没有走到最前沿,基本还停在牛顿时代,所以我们很容易和最前沿脱节。第二,完全否定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基础;抑或是充分肯定自己,完全无视世界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如此这样,人们常常会看到危险的民族虚无主义、民粹主义两种互为极端的表现。

  这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常让我们感到震撼。但很多人从来不知道,这震撼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就是从量子开始,到最后万物互联跨界超越。今天人们所讲的互联网思维,实质上它就是量子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康德说过一句话,理性就是把世界对象化,但它忘了我们恰恰身在其中,根本无法真正的对象化,理性本身就存在缺陷。也就是说,理性并不比感性更高明,要正确认知世界,就得由感性、理性走向智慧。


中国可以为世界文明贡献怎样的知识体系


  文明包括知识体系、思维体系和精神体系,但最基础的是知识体系。毛泽东讲过一句话,“我们要一直谦虚,因为我们将来应该要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为什么说“应该”呢?因为我们还没做到,还应该努力。我们要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就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建立知识体系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围绕学科学理的,另一种是围绕核心问题的。作为人文学术的创新,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是立足前沿,学术研究必须有前沿意识,不能简单跟踪。所谓立足前沿,要求你本身就是前沿。

  第二是聚焦重大,对社会正发生的重大事件要保持高度敏感。比如新冠疫情发生后,就应该思考它可能带给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学术方法的创新。

  第三是有所坚持,不能说新的一定是好的。文艺复兴就是一种保守,就像生物蛋白和基因进化有微量而重要的“保守区域”一样,故有时要做中流砥柱,要守住最重要的东西。

  第四是拒绝平庸,学术研究最怕走向平庸化。所谓平庸化,是既不前沿,也不聚焦重大,也没有做到坚持。

  我们需要回归我们的本源,重新建立我们的知识体系,并且这种体系绝对不能是落后的,必须是先进的。所谓先进,是指必须要立足最前沿,掌握现代的理论和方法。基于此,再回头检视过往,重拾被丢掉的,继续向前走,就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独特的知识体系。

  在知识体系的打造中,大学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所大学,应当面向人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担负起文明和民族的责任,努力成为新学术、新科技、新人才的策源地。新时代的大学教育,需要培养独立的精神、自由的人格、创造创新的活力,而这些又以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前提:健全地拥有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而这其中,老子学说和量子思维就是思维训练的“众妙之门”。 幸运的是,国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比西方人更易接近老子学说,我们的量子科技水平也处在世界最前沿之一。思维训练比知识传授更有难度,也更有益处。它与学科专业的历史融合在一起,表现形态常常为科学中的人文、人文中的科学。新时代的大学,需要改革“唯”单纯知识点传授的教学,改革“唯”单一学科点的研究,探索新的育人和研究模式,切实提高每一位教师、每一位同学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创造一种追求育人卓越和学术卓越的校园文化和校园精神。

  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打破思维的垄断,释放智商红利。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日本一次演讲中告诉大家,如果有来世,“我愿出生在中华”。在他看来,只有中华民族的儒道释,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而西方发展出来的技术主义、工业主义都是用暴力来惩罚他人,而没有用感情的纽带,把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几百年前,我们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领者,将来只要我们敢于批判和创造,仍然会成为世界文明的引领者。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文明抱有信心,既要避免自身的弱势,更要看到自身的优势,并将这种优势发挥出来,扬长避短。


【思想者小传】



  钱旭红,1962年出生于江苏,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曾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英国巴斯大学荣誉教授、英国女王大学荣誉科学博士,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化学部咨询委员、亚太化工联盟主席、德国洪堡基金会学术大使。兼任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著有《改变思维》《大学思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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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旭红(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来源丨上观新闻

编辑丨李梓昕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