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上海明确提出要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现代先进制造业如何能够从制造向品牌跨越？这不仅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同时还需要结合新的科技革命加以全面理解和认识。
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制造业的突出重要性。传统上，研究全球经济增长路径和评估全球国家经济质量，按照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解释，一般将服务业比重增加、制造业比重下降，包括农业产出比重下降对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提高，看成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和归宿。所以，过去人们在概念中提到经济增长和进步时，通常以服务业比重增加来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衡量指标，同时也驱动各级政府以各种政策和手段加快推动服务业的增长。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包括之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的一些变化，给上述认识提出了不同的回答和挑战。我们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和贸易波动，包括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核心点还是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高速扩张达到了临界点，而金融服务业高速扩张带动的相关专业类服务，包括房地产服务业扩张，表面上为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增长和服务业比重增长带来助推器作用，但留下的隐患和风险是巨大的、有害的，留下的是漫长的恢复期和低增长阶段。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当下全球经济的结构化差异增长上，更突出体现在遭受欧债危机影响的大部分欧洲国家身上。一个基本教训是，失衡的服务业过度扩张，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野蛮增长，对于一国经济长期良性健康运行的风险是显著的。单纯追求服务业的增长，而没有注意与制造业的合理匹配关系，包括过度迷信服务业增长带来社会福祉的认识，肯定是片面的。
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最奇特的是德国。无论是在危机中还是在复苏过程中，德国经济一直保持顽强的经济增长。不仅受危机影响小，而且经济的顽强性和韧性增长使得其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强国逐渐发展为领导型国家。除了2009年受到短暂冲击外，德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稳定保持在30%以上的份额。这不仅说明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加速过程中，德国没有因为价值链变化而大幅改变国内产业结构，也没有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逻辑在实践中片面追求服务业增长，而是固守“制造业立国”的基本价值观。这个可以称为“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既是德国的一张全球品牌价值名片，而且也正帮助德国持续扩大政治话语权。
德国的经济模式是清晰的，是以制造业为稳定根基的。但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博弈的结果也表明，“得高端制造业者得天下”既表现在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和抗风险能力上，也反映在全球政治经济权力变迁中。事实上，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制造业发展路径，在战后几十年间大致遵循着一个产业递增和转移分化过程，即国家工业化的产业按照纺织、制成品、家电、重工业化的化工、机械、造船、汽车再到航空、航天进行逐级递进。这个路径的选择既按工业技术难度和工业基础积累，也按普通生产要素红利的比较优势叠加。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家工业化空间受制于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国际权力。德国和日本就是在完成重工业化后不能产业升级到航空、航天的例子，中国则是顺利发展航天、航空工业的范例。
近年来，信息革命推动下的数字化经济，对制造业本身的生产范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具体而言，传统的世界制造业强国中，德国的模式是通过设备和生产体系的不断升级将知识固化在设备上，通过设备的精准和改进，形成全球制成品的核心竞争力与质量保障；日本制造的核心是通过组织文化和人的训练将知识的继承和传承凝聚在产品之中； 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比较奇特，是通过数据和移民获得的新知识来解决工业生产问题，并强于颠覆和重新定义问题。
我们无法在模式比较上对这三类不同模式的制造体系进行完全准确的优劣评判。但可以注意到的是，德日制造模式开始受到数字化经济的全面影响，并在微观操作上开始改造制造体系以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例如，在“工业4.0”架构下，德国以西门子的制造体系为例，已经全流程地采用数字传输来定义生产过程，并通过数据把质量、采购、库存、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价值链数据互联，从而产生数据固化设备的生产范式。而在数据驱动市场方面，日本小松通过卫星系统定位，实时监控设备运营并统计工作时间，以判断市场需求。
可见，数字化经济本身不仅是通常理解的互联网数据交互那么简单了。数据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已经对传统的制造业进行了从生产范式到质量、品质保障和市场开拓的全流程改造与重新定义。数字化经济正在引导制造业向高品质、高附加值与流程减少的方向进行新的革新。
“上海制造”集近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基础为大成，有着良好和全面的基础。经历改革开放的发展，上海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传统制造业的转移与高端制造业的培育，正处于交替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典型的“平台期”效应。具体表现为，新的、集群性高端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不突出，而传统制造业由于附加值低的原因又无法具备长足的发展空间。下一步，在正视上海制造业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必要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上海品牌集群效应。
这里面，一种路径是沿用传统日本制造模式，以大规模组织培训劳动力为导向进行知识凝聚和传承式提升，加强和推广职业教育普及。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人口的流动性特征，这种导向和投入有可能取得一些积极效果，但对于上海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可能并不是根本的。另一种路径就是抓住全球数字化经济快速普及与发展的机遇，在既有的传统制造业中推广数字化生产范式的普及与应用，通过企业数据和数字化价值链的运用提升、改进制造业的品质，并在品质稳定和保障中提升“上海制造”的品牌效应。
在新的高端产业集群培育中，上海应该充分发挥数字化经济和传统工业化生产范式不同的优势，在大数据和物联网平台的建设、运营上进行创新性突破，并力争使上海成为区域和全国性高端制造集群数据管理和运维平台。这种平台的建设，既是上海城市自身特点的要求，是上海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位要求，也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给上海提供的机遇。只要把握好数字化经济的历史机遇，我们就能够重振“上海制造”的辉煌、打响“上海制造”的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