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褚君浩:当春风唤醒等待的种子

发布者:学术报告管理员发布时间:2018-09-17动态浏览次数:10


人物小传褚君浩


  1945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1981年和1984年先后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硕士、博士学位。
  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在上海梅陇中学,正在辅导学生备战高考的物理老师褚君浩,也有了备考的目标。
  同年,他考入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师从汤定元院士。这名即便在“文革”期间也坚持通过聚会讨论物理的青年,终于得到深造机会,成为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红外物理博士。
  1978年这个年份,改变了褚君浩的命运,也改变了一批有志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命运。

  1966年,“文革”开始,一心想要成为科学家的褚君浩不得不止步本科教育。
  从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后,他到梅陇中学当物理老师。回家后,和父母、表弟表妹,以及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姐姐送回沪的侄子侄女一起住,房间只有12平方米。
  到了夜里,小房间里众人入睡,褚君浩搭一张帆布床,睡到屋外楼梯的转弯处。他借着楼梯间灯光看书。同住一幢楼的史存直和王养冲两位教授,被这名青年的好学精神感动,让他去他们两位蜗居当中的一间浴室看书。没人使用浴室的时候,褚君浩就在浴室门口铺一张席子,坐在地上,膝盖上架一块搓衣板,看书、写文章。
  就着搓衣板,在梅陇中学做老师期间,褚君浩发表了20多篇科普文章,197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科普著作《能量》。也“如同地下党”一样,他和一群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小伙伴定期聚会、讨论科学研究。即便当时高考停滞,科学家受人轻视,即便看不到前途,但他心里相信,国家终究需要科研人才。
  从12平方米的陋室出发、从浴室门口的搓衣板出发、从秘密聚会的房间出发,褚君浩和一批有志青年在没有路的当时,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1978年研究生招生考试恢复,褚君浩考上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红外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汤定元,开始了他在红外物理领域的科研生涯。同期的小伙伴也都随着时代的变化,得以爆发各自潜能。
  这是时代给予的机会,也是各自耕耘的收获。巨大的向学之心,哪怕阻挡,也像一粒粒种子,在地下默默熬过冬天。一待春风拂过,幻化出万千能量。

寒冬里等来科学的春天

  解放周末: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传来时,您当时在做什么?
  褚君浩:当时我在梅陇中学做老师,给中学四年级(当时不叫高三)提高班教物理。我1966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文革”的关系延迟一年分配,1968年3月开始进入梅陇中学教书。1978年时,高考已经恢复,我教的学生们大多是住在普陀区的工人子弟,当时他们都在全力备考。我一边为他们的冲刺做辅导,一边自己也为考研究生而努力。同一个课堂里的师生,都在用功。
  我记得当时上课时,我出一道题目,让学生们做,然后我也赶紧自己打开考研资料复习,15分钟后,同学们做完了题目,我就上去为他们讲解。后来我的学生还说,我的指导非常有效,在高考试卷中看到好几道题目都是我上课为他们出过类似的。
  事实上,我在一年前的1977年就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因为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时,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严东生的女儿。1977年,我去严家玩的时候,严东生告诉我,他在这年夏天受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那次会议的受邀者共有33人,包括苏步青、吴文俊、叶笃正等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精英,而主持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同时中科院和教育部还在考虑恢复研究生制度。我去严家玩的时候,严东生先生知道我平时很用功,就说“褚君浩你应该考研究生。如果你去考,我为你写推荐信。”
  解放周末:当时考研究生需要推荐信吗?
  褚君浩:不需要。但事实上,当时谁也不知道考研到底怎么个考法。因为在国外申请研究生时需要有分量的教授的推荐信,因此严东生先生才这么鼓励我吧。不过,经过他的鼓励,我就开始考虑我要考什么方向的研究生。我大学学的是物理,后来自己也看了很多理论物理的书,因此决定备考这个专业。我本来是想考复旦大学,但当时复旦大学要晚半年招生,在严东生先生的建议下,我准备考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解放周末:您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书香门第,在备考方面是不是比别的同龄人有些优势?
  褚君浩:并没有。我的父亲褚绍唐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而严东生先生虽然鼓励我,但他是化学专业出身,所以也不能在专业方面给我指导。但当时我们有个学习小组。我们几个同学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大多分配在各个高校和中学做老师。在“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环境,很难投身于学习。但因为特别喜欢理论物理,所以我们几个好朋友如张民生、朱伟、李新州等坚持保留了一个“基本粒子讨论班”,由一群喜欢物理的人组成,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星期天聚在一起讨论。
  解放周末:当时聊些什么?
  褚君浩:我们不聊天的,就是讨论科学问题,非常心无旁骛。大家讨论各自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和学习心得,有时谁看到一篇学术文章,或者了解到一点点学界发展动态,就带来和大家分享。当时的信息很闭塞,政治环境又很紧张,我们的讨论和聚会,每次都搞得像地下党的秘密活动一样,不敢一直在一个固定地方碰头,怕人举报。所以有时是在上海图书馆科技情报所碰头,有时是在谁的家里讨论,有时去某个老师任职的中学里。
  当时坚持学习,根本没有一点功利心。“文革”期间不仅高考停滞,科学家和专家们也受到冲击,我们其实也明白,学得再好,对个人的前途命运也不会带来丝毫提升。但我们就是纯粹的喜欢,所以冒险也要在一起讨论自己喜欢的理论物理。另外,我隐隐感到,国家总是需要科学研究的。
  研究生制度直到1978年才恢复,关于恢复考研的舆论也是1977年下半年才开始传播。1978年3月,随着郭沫若的讲话公布,说“科学的春天来了”。原来不知不觉间,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最寒冷的时候保持着学习的劲头,终于等来了科学的春天。

做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解放周末:为什么即便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也能保持这么强的学习动力?
  褚君浩:我想成为科学家,这是我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我中学时就学着写了两万字的物理方面的论文 《相对-绝对观念的初步探讨》,但寄到《物理学报》后被退回来了。差不多同一时期,有一次,乡下来了亲戚,我们家的粮票给了他们。母亲就给我一点钱让我买吃的,但我有三次没有吃饭,把钱省下来去买了物理书。
  我中学时代看了很多名人传记,包括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人的传记,深受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影响。我记得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其他类似如牛顿、伽利略等著名科学家的生平我也非常熟悉,还经常把他们的金句抄在笔记本上。
  解放周末:中学毕业考进大学,应该是您实现科学家梦想的第一步。
  褚君浩:高考时我本来想进复旦大学,但作文发挥失常而与理想学府失之交臂。但能进入上海师范大学读我喜欢的物理专业,我还是很开心。我在大学里的功课很好。那个时候我是系里的宣传委员,写了一篇文章在黑板报上面发表,叫作《勤奋加智慧等于力量》,署名是“坦牛”。人家问我,为什么叫作坦牛?我也不敢说是爱因斯坦加牛顿,虽然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这样。我就回答说,是在平坦大道上像牛一样地辛勤工作。
  解放周末:当时获取知识的途径比较匮乏,您通过什么方式学习?
  禇君浩:主要到上海图书馆看书,就是今天南京西路上海历史博物馆。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看书时可以把文章拍照拍下来,或者手抄下来。我差不多两个星期去一次上海图书馆,一去就是一天,带一点干粮,中午在那里啃啃,下午接着看。大学毕业后,我们受到时代限制,不能继续深造,纷纷被分配去工作。我当然也很喜欢做老师,但真正想做的还是科学研究,所以可以说心底那份不甘一直在。

时代给予了选择的机会

  解放周末:1978年,您考研时是如何复习的?
  褚君浩:我当时33岁,已经做了好几年高中老师,也已经成家了,儿子5岁了。我当时还在梅陇中学当班主任,每天把课上好,把学生的事处理完,下班回家后,还要和孩子玩一会儿。大概到了晚上八九点,儿子睡觉了,我就抓紧复习到十一点或十二点钟。
  当时考试科目也已经公布了,我记得,要进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要考普通物理、半导体物理、高等数学三门。其中的半导体物理,我在念本科的时候没有学过,我就自修,靠着一本黄昆和谢希德的 《半导体物理学》,把里面所有的概念看懂,把里面所有的公式互相的关系推一遍,不是通过做题目来理解里面的知识内容,而是通过理解这些内容之间的关系来掌握知识点。当时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上课,也没有人给我辅导,我也没有人去问,最后考了90分,第二名,我父亲也是蛮高兴。
  解放周末:当时您在考场里年纪算大的吗?
  褚君浩:考场在当时位于长寿路武宁路交界的普陀区教师进修学院。到了考场一看,多数考生与我差不多的年龄,就是30岁上下,我的年纪不算大。我到了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后,有个同期一起进来的研究生,就要比我大8岁。
  解放周末:如果当时没有参加考研,之后的道路或许会和今天不同吗?
  褚君浩:其实在1978年的时候,上海师范大学当时想把一批校友中的优秀中学老师调回去做大学老师。我被选中了,但因为我考取研究生了,所以就没有去。我的同学,也就是在我们“基本粒子讨论班”的张民生就是当时从中学调去高校的。后来他成为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当时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朱伟现在也已经是物理教授。我们“基本粒子讨论班”里,还出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新洲和在国外的陈良范教授等。
  解放周末:因为1978年这年的大环境改变,他们发展得都不错。
  禇君浩:对。我们这个“基本粒子讨论班”的小伙伴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坚持做科研,大家都很有兴趣,很有恒心;第二是都对工作比较认真,尽管是想做科学研究,希望有做科学研究的机会,但是对当时各自岗位上的工作也很负责。在人生发生变化之前,我们都是各个中学的物理老师。我们当时的特点都是书教得很好。没有一个人因为想做科研,就对手头工作很敷衍。
  如果这一年,我没有考上研究生,我也许会回上海师范大学当大学老师,也许几年后会有机会出国进修,总而言之,我相信自己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回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论走哪条路,都会发展得不错。
  这一是因为得益于时代风气变化,时代给予了我们各种选择的机会。另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的基因加上你的勤奋、责任心,再加上正确的方法,一定会让你进步。一个人想要做成一点事,有目标、有信念,有基础素质是三个要素。

从散兵游勇到正规军

  解放周末:您在1978年什么时候入校?
  禇君浩:我在10月入校。我到了中山北一路420号,也就是上海技物所现在的位置。然后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一直跟着汤定元院士,有幸成为中国第一个自主培养的红外物理博士。从研究生时代,我就开始进行窄禁带半导体研究,终于触摸到了我从小向往的科学家的世界。
  “文革”的时候,汤老师也曾经被关牛棚,被批斗,后来就让他在资料室里面。他反而利用这个机会看材料,1967年他还写学术文章登在技物所内部刊物上。我进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教授身份,精神面貌已经很不错了,对过去的经历也没有怨念,把精力和兴趣都放在事业上面,一谈到业务就非常投入。汤老师年轻的时候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1949年听说新中国成立,立即在1950年回国。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非常爱国。
  解放周末:你们作为一批已为人父、人母的学生,当时学习的劲头怎么样?
  禇君浩:研究生的学习和本科的学习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几门课程,主要是讨论班的形式,就是我们几个同学每个人讲一章,自学,学了以后讲,大家听,这个效果蛮好。因为把一章讲清楚要花很多的精力消化它,应该说这个教学形式是比较好的,比现在有的学校满堂灌输的形式好。
  虽然大家大都成家了,但家庭对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读研的时候就和之前上下班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早晨来,晚上回家,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有一点改变的就是,那个时候不太需要去上图了。因为我们研究所有资料,大家看所里的资料,就能接触到国际前沿的学术动态,然后讨论。
  解放周末:你觉得1978年对您意味着什么?
  禇君浩: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第一,我得以从一名科学技术的业余爱好者变成了正规军。因为技物所是红外物理技术科学研究的正规军,走上这条路,对我个人的发展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大的改变。
  另外就是跟着汤老师确定了现在研究的方向,如果我不是和汤定元院士做研究,和其他老师做研究,研究方向不是很恰当,对未来的发展肯定也有影响。

“立志”要从两个方面来立

  解放周末:许多人将1977年和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视为改变人生命运的转机。但换个角度说,是否也赋予了一点过于功利的诉求?
  褚君浩:其实现在大家对高考和考研的重视里,也依旧有这种功利的诉求。比如外省市的学生考了上海高校的研究生以后就可有大概率留上海了。上海的学生考研考博后就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了。时代给予大家选择的自由,就要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意愿。
  我有一个学生是从技物所毕业的,他起先到华为工作,工资很高,但让他一天到晚写软件,他不愿意写了。辞职后他到我这里读博士后,三年以后也毕业了,做副教授,做研究。做老师很清贫,收入和之前不能比,但是他觉得现在的工作更有意义,也符合他的个人爱好。我这里还有一些家境富裕不差钱的孩子来读书,不图什么,就是因为有志于此。
  解放周末:很多家长应该会很钦佩您父亲,能教育出您这么始终自觉自律热爱学习的孩子。
  禇君浩:我父亲是个很民主的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规定过我应该读什么书、做什么事。我做的都是自己喜欢、自己向往的事情。现在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学生的主动性比较少,往往是受了外力驱使的行为。而我们那个时候读书,完全是内生自发的驱动力。
  我看现在的家长让小孩学乐器、学才艺,考试看分数,都盯得很紧,对教育投入很大,但对孩子来说,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家中费尽心力告诉孩子考试的重要性或者教他们考试的方法,包括学校给予孩子的一些鞭策,对孩子个人来说,都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反观我们求学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先问一问自己想怎么发展。
  我在徐汇中学读高中时,同学里面有的人喜欢文学,后来就走上文学道路,有一些人喜欢拉小提琴,就去练小提琴,还有一些人喜欢学医后来就学医,都是以内心兴趣来驱动。
  现在的许多父母看上去也让孩子按自己兴趣发展。但好多所谓兴趣都是在压力下面发展出来的。当然也有孩子的确是在压力下面培养了兴趣,但还有相当多的人始终是因为“父母叫我这么做我才这么做”,一旦他感觉到没那么喜欢,矛盾就会爆发。
  解放周末: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您考研40年。40年之后,再来看当年的这次人生转折,有何感悟?
  褚君浩:今年高考上海的作文题目是“被需要”,我觉得题目起得很好。被需要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一个年轻人在少年求学的最后阶段,即将踏入社会之际,必须要立志。而立志首先一点,就是你从事的事业应该是符合社会需求的、对社会有好处的。第二个,是你的志一定是和自己的兴趣契合的。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自己的兴趣又和社会需要是一致的。“立志”从这两个方面来立,缺一不可。
  我很幸运,能把这两点结合起来,见证这40年,和社会的发展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