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唐小兵致力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与报刊史研究，一直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迁史，他的阅读也较多围绕着这一议题来展开。作为他十余年来严肃阅读和写作的结晶，新著《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以书评的方式，关注传统中国知识人的价值观念、从传统士大夫到新式知识人的转型、启蒙与革命之间的知识人、知识人的共同世界如何重建等话题。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新作《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其他主要作品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等。
有抵抗感的阅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短视频时代，甚至连文字的碎片阅读也变得暗淡，“严肃阅读”的命题是否还合时宜？“有抵抗感的阅读”会不会是“反潮流”的？
唐小兵：在这个网络阅读尤其短平快式的阅读成为潮流的今天，提倡严肃阅读自然是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潮流的意味，因为这跟多数人在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自然选择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严肃阅读的命题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但是，首先我们得界定何谓“时宜”。时宜往往意味着大多数人习焉不察陷溺其中的一种生活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更可能是一种在权力规训和资本引诱下所形成的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方式。尤其是互联网崛起之后，一方面诚然给我们带来了资讯交流的便捷与速度，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网络虚拟空间抓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另一方面，网络上的大多数资讯也仅仅是有关知识或事实或见解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而已，它并不构成完整的具有逻辑论证性的知识系统，最流行的网络资讯甚至往往都是反逻辑的，它通过大数据精准地测算每个用户的兴奋点与需求，进行量身定制的输送。对它而言，十万加、流量、点击率等才是最重要的。所谓潮流，就成了每个人追逐其中而莫名其妙的像一场流行感冒一样的风尚。
就此而言，严肃写作与严肃阅读所构成的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这是一种彼此奥援共同进步的关系，而流行阅读形成的是偶像与粉丝的关系，这却是一种崇拜与具有依附性的关系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公共性的知识分子注定是不合时宜的。按照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的界定，他永远是体制的边缘者，公共的良知，批判性(并非为批判而批判导致与被批评者同构)的社会角色，所以知识人应该是权力与资本甚至流行文化的多重批判者和反思者，他是时代浪潮的引领者，有时甚至是时代的反潮流者，绝非时代浪潮的追逐者。
举例而言，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三四十年代，《关山夺路》的作者王鼎钧和《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都在日常生活与读书生活中接触到了当时蔚为大观流行一时的左翼文化，他们都阅读过左翼文学的作品，甚至参加过相应的读书会。左翼是那个时代最充满魅力的潮流，但他们或者为了自由或者为了纯粹的文学和学术，都远离了这个潮流，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文学与学术成就，也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自我的能力、心性与理想，在日常的探索中逐渐有了清醒的自我定位。
所以就严肃阅读而言，有没有抵抗感和抵抗意识是很重要的。这一方面是指阅读的文本是相当严肃的，甚至对你构成知识和理解上的挑战，所以导致你有抵抗感;另一方面也指你对于流行而没有知识含量的那些读物有免疫的能力。严肃阅读、严肃思考所构成的，就是你自身的一套有知识严密性与思考缜密性，甚至人格独立性的免疫系统。
真正的“燃灯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传播媒介与知识群体需要互动，如果曲高和寡，容易加剧精英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脱节。从民国知识分子的经验看，“公知”如何才能被大众所接受，真正起到“燃灯者”作用？
唐小兵：就今天的中国现实而言，我更愿意用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这一组概念，其实，甚至连精英文化是否还构成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存在，我也是持疑虑重重的态度。
经过20世纪中国革命的强劲反精英主义潮流之后，精英在我们的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中似乎成了一个相当负面的存在。除了在房地产商的营销广告中，将潜在的购买者塑造为具有购买力的精英，我估计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精英。
曾经有一个在北大新闻系读书的朋友说，当年上学时通识课老师随堂问询大家自认为是社会精英吗？结果数十个修课同学无一举手承认。他们可都是各地高考状元考进北大的。而具有公共良知和文化情怀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理所当然是中国社会的精英，这种精英放在传统中国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群体。
就民国的历史经验而言，那时候那么多留学欧美归来学贯中西的学者，并没有如今天这个严苛的“非升即走”的考核标准，他们也不用面对一套严酷的期刊等级制度，很多学者的具有学术原创性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大公报》或《学衡》杂志之上，世人评判一篇文章的学术与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内在的知识共同体的评断，而非依赖于期刊的级别。甚至一些知识界领袖如胡适、傅斯年等还与媒体进行广泛的合作。
我研究过的《大公报》政论栏目“星期论文”即为一例，这是由胡适等北平几个著名教授轮流主持约稿的栏目，在当时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知识分子要真正为大众所接受，就不应该被狭隘的学院利益、凌空蹈虚的政治利益或急功近利的资本所绑架，更不应该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他应该学会在公共生活中平等地讲道理，培育一种好好说话尊重逻辑的公共文化。
正如美国著名知识分子托尼朱特所言，当事实改变之后，知识人就应该适度调整自己的态度与观点，而不应该为了维护一个永远正确者的形象而死守一种陈腐不变的看法。
启蒙不是空中楼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启蒙的迷津犹存，而启蒙的渡口难觅。”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包含着自我瓦解甚至自我摧毁的基因，这种“死循环”是如何形成的?带给我们怎样的反思启示？
唐小兵：去年正好是五四一百年，我在《中国文化》发表了一篇文章《让历史写作照亮中国的启蒙运动》。可以说，百年过去了，启蒙的目标并未完成，启蒙仍旧是当代中国知识人需要持续灌注力量的一个公共议题。
我在新书《书架上的近代中国》有一篇文章《启蒙的迷津》，借讨论加拿大学者季家珍的著作《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指出：“启蒙者自身的这种启蒙心态同样是需要反思甚至警惕的，这种先知先觉者照亮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的心态，就隐喻了启蒙的悖论：启蒙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和多元等价值理想的，而一元论、独断式、霸权主义、精英化的启蒙方式自身就是反启蒙的。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包含着自我瓦解甚至自我摧毁的基因，启蒙者踟蹰在历史的迷津渡口却又顾盼自雄，充满着一种反讽的张力。”
张灏先生曾经指出五四启蒙思想的两歧性，即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反宗教与偶像崇拜、理性主义与乌托邦情绪、问题导向与主义崇拜等。这种两歧性处理不当，也自然会构成启蒙思想的自我瓦解，无法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中间力量和价值观念。
这就如殷海光先生在1960年代致林毓生先生的信中所言：“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作理性的交通。”
被启蒙运动召唤出来的个体，当他从传统的有机体脱嵌出来之后，更觉烦闷与无助甚至虚无。1920年代的各种政党和组织就以各种方式迅速吸纳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构成了一个主义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大时代，后者似乎是救亡图存的更为有效的社会政治动员方式。
这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里如何成长和扎根，中国从晚清严复一代开始所追寻的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基于个人主义和个体自由为终极价值的观念，而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梦想。
另一个启示就是，启蒙从来不是空中楼阁，更不能雾中看花，它必须依托于一整套的社会政治架构。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新文化运动批评的传统文化，在以各种形式重新回返到中国社会，掀起了国学热、经典阅读热，如何解读这种现象？传统与现代能否走出百年对立的怪圈，实现“和解”？
唐小兵：1990年代开始兴起国学热和儒家文化热潮，有整整一代人在经历时代巨变之后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安身立命的文化自觉，也与逐渐实现富国强兵的中国寻找一种能够支撑自身文化自信的历史叙事有关，当然更不乏那些借此机会淘金的商业利益的渗透。
我最近有空时就阅读中国台湾大学中文系周志文教授的新书《论语讲析》，觉得其中所蕴含的哲理与智慧，确实是中国人长期的历史生活与生命经验的结晶。但需要避免的是，对于传统国学或经典的那种心灵鸡汤式解读或者厚黑学的运用。这方面，这些年一些伪国学大师的嘴脸，已经让我们领略到了何谓著书立说只为稻粱谋”。一个狭隘封闭而高度利己的心灵，是不可能真正进入历史的智慧世界的。
就目前而言，传统与现代并不构成强烈的对峙，五四运动一百年了，我们似乎更能心平气和地面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我只是希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价值接榫，能够在一个更为多元、包容和理性的文化空间里进行，不被政治力量或商业资本所操控，顺其自然才能水到渠成，有时候强行地要寻求和解，恰恰是心有执念的表征。
这就像我特别尊敬的已故旅美华人学者林同奇先生所说的那样，他在《林氏家风：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通过家族史展现了中国的儒家经典教育与现代专业教育之间是完全可以实现内在的结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