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艳兴:史鉴初心⑥ 听第三方讲述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发布者:学术报告管理员发布时间:2020-05-10动态浏览次数:10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壮大与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如何?从他者方面去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可能更具形象性,也更有说服力。


美国外交官:“每个八路军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坚韧不拔的,久经考验的志士。”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是为民族解放和进步,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真诚革命者。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方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坦白地称作中国共产党员理所当然要遵循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的要素,以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看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党员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党员,也是如此。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迷信教条的。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看来并不是由于热爱研讨理论,而是由于他们坚信,他们各种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这种哲学。”

  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仰是真诚的,坚定的。这一点,在华的外国人通过长时间考察后取得一致认同。斯诺曾经和红军相处四个月。他把中国共产党人描写成“最自由、最幸福的”,因为他们强烈地相信他们所献身的事业是“完全正义的”,斯诺从他们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信仰坚定,还为主义而奋斗,为信仰而战斗,哪怕付出牺牲,在所不惜。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认为“没有人比他们更勇于为信仰而献出生命”。记者、国际主义战士、德国人汉斯·希伯也认为新四军“具有无比英勇的牺牲精神”。如果说这些记者对中共偏于同情的话,那么美国官员较为以中立的立场看待问题。1945年2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的雷蒙德·卢登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4个月的旅行后,写了3份实地考察报告给美国军事情报助理参谋长。他在报告中说,“每个八路军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坚韧不拔的,久经考验的志士”,他们是“最现实、最脚踏实地、最坚强勇敢的群体”。

  不惟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定赞不绝口,中共的政治对手与中共接触后,也会对中共坚强的信仰敬佩三分。徐复观,曾经于1943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联络参谋的身份驻延安半年。返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说,尽管国民党中有很多好人,但很难发现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而肯作无私努力的人,与中共斗争中,绝不是中共的敌手。从这则史料可以反证,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信仰、为理想而“无私努力”,具有伟大的牺牲精神。抗战时期,中共英勇抗战的名声在国统区也广为流传,重庆的一位高官私下对史沫特莱赞叹道:“阵亡在前线的共产党党员人数之多真令人惊讶。”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令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肃然敬仰。

  在阅读敌伪军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敌伪军中也不乏对中国共产党人之信仰崇敬有加之人。日军在华北扫荡时曾表示,共产党的干部、士兵“均抱有对主义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态度,民族意识相当高昂”,中共的“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苏北伪军署长赵简子在给汉奸陈公博的信中,对共产党充满了佩服,他总结出他佩服共产党的政治、民运、经济、教育和宣传5个方面。特别强调共产党“上下没有隔阂,政策贯彻到位,党员刻苦耐劳”,并说这是共产党的特长,应该值得他们好好学习。赵简子列举的事实折射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坚定的信仰以及为信仰而奋斗的政治特质。


日本媒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中国共产党又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先锋队组织,这就决定了其抗日必然也最坚决。事实亦是如此。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评论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日本人有这样的结论,是长期观察的结果,也是久陷中国战争泥潭而不得胜利的最后哀叹。

  抗日战争未全面爆发之前,有人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必定是坚决抗日的。日本有观察者认为,中共从满洲事变开始,尤其是1935年的“八一宣言”以来,实行了“执拗的对日战争宣言和策略”。国内也有人对中共的抗战态度持肯定意见。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1936年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认为中共“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章太炎虽然对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持成见,对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但是其晚年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决心还是深有洞见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对日态度迥然不同。这一点,从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说,七七事变后,与国民党嫡系中央层对抗战非常悲观不同,中国共产党是要坚决抗战的。

  中共为什么会抗战坚决?除了信仰坚定外,还有底气,支撑这一底气的是抗日有术:游击战。这一方面,外国记者也好,国民党人和日伪军也罢,对中共的游击战是交口称誉。

  抗战期间,国民党也曾考虑过游击战。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同时,国民党政府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人前来教学。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由叶剑英任团长,赶赴南岳,教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军事名篇,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其甚为赞赏,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方略”。在蒋介石的允许下,《论持久战》得以在全国印刷发行。由此可见,游击战得到了国民党的高度认同。

  国外记者或军人对游击战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不少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抗击日军的新闻和评论,该报对中共开展的游击战术非常关注,认为中共“游击战非常活跃”,中共军队“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卡尔逊在《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中说:“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军在应对传统军事战役时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章法可循的游击战术却无所适从。”这些话出自美国的职业军人,无疑更证明了游击战的巨大作用。

  日军是吃了中共游击战术大亏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哀叹:华北敌后战场是谜一样的战场, 这里有谜一样的组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役,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迷。被缴获的日本少尉二村的书信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好像飞舞在饭上的苍蝇一般,你进他就走了,你退他又来追,真是为难得很。简直防不胜防。”游击战让日军作战“望风扑影、劳而无功”。日军情报部门亦断言:“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这样“毫无所获”的持久作战,甚至影响到了日军的士气。1941 年,在冀中一带作战的第110师团骑兵大队长加岛武非常气馁:“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

  伪军也被游击战弄得晕头转向。伪军中有一名叫武克的官员,曾是国民党军的作战参谋,后又投效汪伪政权。他专门研究中共的实力与战略战术,他称中共的游击战非常高明。他甚至说中共创造了“聚散靡定,出没无常,鬼神莫测”的奇迹。


德国驻华大使馆档案:有一支独立的中国军队得到了人民的充分支持。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以人民的解放为已任。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情系人民,扶持民生、扶助民主、扶植民力,最终得到了人民拥护和支持。

  首先,尽管抗日战争使得民生受到极大影响,但是共产党通过各种方法减轻人民负担,照顾各阶层的利益。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认为,他们(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日本驻华北方面军 1941年制定的《剿共指南》认为:“中共为了争取农村民众,以便用于抗日战争,积极策划减轻农民历来深以为苦的各种负担,并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和欢心。”效果如何呢?一位伪军智囊认为中共势力范围内,民众还可安居乐业,不会绑架勒索,不会草菅人命,但在伪军统治区捐税非常严重,绑架勒索频频,逼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他把中共根据地和伪军统治区说成是光明与黑暗的区别。

  其次,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进行民主改革,尤其是在妇女解放方面付诸了极大的努力。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一天在接见上海市部分领导干部时握住孙兰的手,诙谐地对一些领导干部介绍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这个被总理称为“父母官”的人,就是在1945年7月至1947年1月,曾担任过淮安正、副县长职务的孙兰。史沫特莱在当时曾采访过孙兰,那时她是副县长,称她是“共产党的女才子”“红色中国的女县长”。史沫特莱通过孙兰县长的例子,来说明中共在妇女解放和人民民主方面所付诸的努力,要知道,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女性当县长可谓是凤毛麟角。

  再次,中共为了带领人民坚持抗战,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了抗日的铜墙铁壁。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分析中共的武装力量时说,八路军从“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日军在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清乡失败后,感叹新四军组织力量之强大,其认为:“新四军之长处,统一民意,导以一定方向,结成有组织之力量”。在华中地区的伪军首领亦承认,农村中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风起云涌般地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了共产党的坚强组织、普遍而又强而有力的外围组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农民起来抗日是卓有成效的。

  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努力,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据“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显示,1938年3月,大使馆办公室负责人比德尔向柏林发出的报告指出,日军不能控制所占铁道线左右的广大领土,因为有一支独立的中国军队得到了人民的充分支持。美国花旗银行原北平分行经理霍尔说:“游击队领袖为什么取得农民的信仰?除了用他们自己的忠诚、强烈的爱国心、专心致志于实际民主、对于老百姓的信心和他们所不断用以鼓舞农民行动与负责的不断努力以外,简直別无他法解释。”杰克·贝尔登写道:“农民经常告诉我:‘八路军就像我们的亲爹娘一样。’共产党反过来则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爹娘。’”简洁朴素的语言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性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是: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

  中共得到了人民支持这一事实也为侵略者所印证。在华中地区,1939年日本调查机构“兴亚院”对新四军进行调查报告得出结论:新四军维护群众的利益,农民支持新四军。3年后,日本另外一家调查机构“满铁上海事务所”对苏北的新四军进行调查后,报告指出,“中共努力改善民主的热情,使民众受到感动,因而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在华北地区,1944年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在冀东进行治安“肃正”讨伐后,敌人自我供述到:“由于共军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故未取得成果。”日本士兵梅田照文在百团大战中被俘,一度自暴自弃。到延安后,在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改造过程中耳闻目睹延安党政军民关系融洽,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他后来在回忆文章《第二故乡的怀念》中这样写到:“我在这里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得到了人民由衷的拥护和支持的情景,并为之深深地感动,同时也体验到了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必要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抗日坚决,情系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很多人都认为中共必将赢得天下。陈嘉庚1940 年先后到访过重庆和延安,通过对比,他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1941年6月26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了山西王阎锡山的一段话:“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伪则为六分之二,至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谢伟思在 1944 年 7 月 28 日的报告中最后断定“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不同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判断是对中国共产党具有优秀政治品格和不忘初心、担当使命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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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艳兴(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代史教研室

来源丨上观新闻

编辑丨李梓昕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