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仰亮:史鉴初心④ 中国共产党早期“铁的纪律”

发布者:学术报告管理员发布时间:2020-05-09动态浏览次数:10

  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是保证各项政治决议顺利实施的制度保障,对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均有重要意义。1921—1927年间中共的组织纪律制度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成为各级党组织约束党员的政策依据和党员活动的行为规范。


“铁的纪律”是如何形成的


  列宁领导的俄共向以组织纪律严格著称,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俄共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的,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组织纪律制度基本延续了俄共的严格作风。

  中共成立之时,全党仅50多名党员,分散在多个省份,尚且没有组织纪律问题发生。这时党对组织纪律的规定极为简略,只是要求各级党组织保持党员的秘密性和纯洁性,并不得参加其他政党。

  1922年中期,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革命斗争形势趋于紧张。这时全党党员人数增加至195名,组织活动增加的同时,党员违纪的行为也开始出现。

  在此形势下,中共二大对党的组织纪律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会议提出一个革命政党,若缺少严密的集权、有组织纪律的训练,就无法实现革命的愿望。中共二大在制定的首个《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组织纪律问题有了专门的要求,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决,所有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下级机关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并在党内采取民主集中制。

  首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开除党员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党员如果触犯以下纪律,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给予开除。一是党员的言行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和各执行委员会的相关决议;二是党员无故连续二次不参加党组织会议;三是欠缴党费达到三个月;四是无故连续四周不为本党工作;五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让其留党察看期间满仍执迷不悟;六是泄露本党机密。

  1923年前后,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下,国共两党开始了紧密的接触,第一次国共合作逐渐形成。为适应国民革命的新形势,中共对党员在政界任职的规定有所松动。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规定:“凡是党员的行动带有政治意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监督指导的权力;若党员迫不得已需要在政界谋生时,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

  显然,中共在建党之初就制定了“铁的纪律”。由于该时期党员人数较少,党员违纪行为并不多,党的组织纪律规定只是罗列了若干大的原则,并无详细规定。各地方党组织在遇到党员干部违纪的行为时,往往会根据党的组织纪律的相关原则灵活做出处理,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各级党组织可能还会遇到一些组织纪律未明确规定的行为,这也给各级党组织较大的执行空间。


早期面临哪些组织纪律问题


  一般而言,在建党之初由于党员人数较少,组织活动相对不多,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并不多见。但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和组织活动的增加,各级党组织遇到的组织纪律问题趋于复杂多样。归纳而言,中共早期主要出现了以下组织纪律问题:

  一、忽视组织生活和不交纳党费问题。中共将参加组织生活、交纳党费等常规工作视为党员是否遵守党纪的重要标尺。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组织活动的增多,党员干部违犯党纪的问题开始出现,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党员不参加会议、不交纳党费。党员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党员党性不强,缺乏参加组织生活的意识;二是党员平日忙于工作,无暇参加组织生活。据中共早期领导人李达回忆,当时“谁也不懂什么组织原则,只知道个代表会,不知道过组织生活的事”。

  二、贪污问题。在建党初期,由于活动经费有限,各级党组织的贪污问题并不多见。但随着全国各地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党员人数的急剧增加,各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也大幅上涨。有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金钱诱惑,中饱私囊、贪污浪费的现象开始增多。工会组织成为各级党组织贪污问题的易发区。上海总工会作为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的重要群众团体,其不但肩负有领导工人运动、维护工人权益的政治职责,还负责征收会费、发放救济款的经济职能,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比如,在1926年6月上海总工会下属的码头总工会的干部刘铁牛就因经济问题导致党员不信任,上海区委最后决定对其处以留党察看三个月,并要求将涉及款项交还党组织。

  三、党员干部恋爱问题。党员干部的恋爱应属私人问题,党组织本不应过多干涉。问题是,若党员干部的恋爱问题处理不当,很容易影响党组织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当时党员干部多是热血方刚的青年,恰逢谈婚论嫁的年龄,恋爱问题自然成为党员干部饭前茶后需要思索的人生命题。党员队伍中间已成家立业的男女青年为数不少,有些年轻的党员干部在党组织内追求已婚男女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在党内轰动一时的罗亦农、诸有论恋爱问题即是重要一例。罗亦农身居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同为党员的诸有伦是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兼青年团上海区委书记贺昌的妻子。就传统道德而言,罗亦农与有夫之妇的诸有伦恋爱实属有悖传统道德,更何况所牵扯的3人中有2人为党内高级干部,在党内影响之大可想而知。1926年3月5日,上海区委专门就罗亦农、诸有论恋爱问题展开专门讨论,决定对罗亦农与贺昌夫人诸有伦“恋爱问题”进行了“严重警告”。

  四、党内小团体问题。党内小团体问题对党内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构成了不小的危害。在建党初期,上海党组织“还不曾发生过同志间私自结合的问题”,但进入1926年后,“竟接连发生了二起,一为南市、一为杨树浦”。以南市为例。4月间,中共南市部委组织部主任沈资田、宣传部主任蔡肖鸿与党员顾瑞纲之间发生了工作纠纷,进而攻击中共南市部委书记梁郁华,闹得不可开交。在南市,顾端伯、蔡肖鸿等人私自勾结部分支部书记攻击梁郁华,甚至在支部书记联席会中宣布不承认梁郁华为部委书记。最后,上海区委分别与沈资田、蔡肖鸿、顾瑞纲进行谈话,并根据情节轻重,对顾瑞纲、蔡肖鸿和沈资田分别处以留党察看半年、留党察看三月和党内警告处分。

  五、泄密问题。还有一些党员不注意保守党的秘密。在中共早期,“党的秘密刊物是党的心灵之所寄托,关系全党工作之安危与成败”,可谓关系“非常重大”。但是,一些党组织“对于区委所发各种秘密刊物,如校刊、教育杂志、党的议决案及K.M.T.(国民党)讨论集”既不注意保存,又不依照区委期限交还,甚至流落到国民党右派手里,成为攻击中共的依据。后来党中共认识到:“这样浪漫行动,不但违反了党的纪律,而且无意中犯了破坏革命、反叛革命的重大罪恶”。


如何应对并解决早期组织纪律问题


  面对党内日益增多党员违纪问题,引起了中共的密切注意,并采取多种应对措施进行整顿。大体而言,中共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健全领导机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对中共和工人的态度日趋强硬,并进而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逮捕中共党员。为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转移到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武汉,并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了中共五大。

  为加强对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中共五大成立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7人,分别是王荷波、杨匏安、刘峻山、张佐臣、周振声、蔡以忱和许伯昊,候补委员3人,分别是萧石月、杨培森和阮啸仙,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会议提出,从中央到支部要坚定地实行集体领导制,并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可见,中共开始从组织制度视角规范党内的组织纪律问题。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训练,提高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意识。若要增强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执行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意识显得不可或缺。在具体实践层面,中共主要通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训练来实现,包括开办党校、阅读党刊、举办报告等形式。

  以党校为例。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轮训党员干部的学校,是培养干部人才的摇篮和锤炼党员党性的熔炉,为中共开展早期革命、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和思想保证。因为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共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下举办全国性的中央党校几无可能,各地党组织只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动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灵活举办地方性党校或训练班。区委设立高级党校,主要培养有工作经验和知识程度较高的高级干部,地委(或部委)设立的普通党校(或高级训练班),主要培养基层干部或党员骨干,各支部会独自或联合若干支部举办低级训练班,主要培养普通党员。

  三、制定更为完善的组织纪律细则。对于党员干部的贪污问题,中共中央发出惩治贪污腐败的通告,认为党在急剧发展的同时,有投机腐败分子乘机混入,特别是贪污行为最为显著。为了有效杜绝党员干部的贪污行为,中共还尝试削减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经费预算,将财政权收归区委。

  为了约束党员参加党内组织生活和交纳党费,上海党组织还相继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各组“一、每星期开小组会议一次;二、每开一次会,报告地委会。报告内容:到会人数、请假人名;提议事件;三、收费后来一账单;四、请于三日内报告本组开会日期、时间、地点”。

  对于党员干部存在的恋爱问题,1926年3月7日,上海党组织专门下发了通告,一是要求肩负重要领导责任的党干部对恋爱问题应特别谨慎;二是凡在党外群众中工作的党员,一定不能因为恋爱问题而脱离群众;三是凡已经有恋爱关系的党员,在未经双方宣布断绝前,第三者不能插足;四是男女党员之间不能有单方面的强迫行为。

  四、对严重违纪的党员进行开除。为了使党员能遵守党内纪律,上海党组织对屡次违反党纪的党员进行了严厉惩罚,甚至开除党籍。在1926年前5个月,中共上海区委仅开除淘汰的党员就有800人左右,其中不少党员是忽视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所致。

  可以发现,作为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组织纪律建设。在中共看来,“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没有他特别的纪律,亦不能再称为政党,不过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与其他政党的纪律不同,就是他的纪律是铁的”,因为“铁的纪律就是使无产阶级的组织内部团结和其工作发展的根本条件”。

  正是中国共产党以“铁的纪律”进行组织建设和开展革命斗争,使得中共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只有50多人,及至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增加到5.7万人,使中共实现了由研究型小团体向群众性政党的重大转变。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在各地呈风起云涌之势,特别是五卅运动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有效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并成为建立工人政权的重要尝试。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严格执行铁的纪律,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立了新中国,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局面。


阅读原文


作者张仰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丨上观新闻

编辑丨李梓昕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