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丨陈红娟:比较视域下解决贫困问题的路径——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发布者:学术报告管理员发布时间:2021-03-07动态浏览次数:14

   编者按: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既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日前,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主题为“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与精神研究”的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来自本市和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本次论坛由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理基地承办。

 

“反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政府努力在做的重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就开启了“消除贫困的战争”,而且还通过了第一部反贫困立法《经济机会法》,试图解决美国社会结构中深层的贫困问题。这里简单以约翰逊时期所开展的政策作为个案对比,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贫困问题时所彰显的“特色”。

 

内嵌于制度的“正义”

 

是否应该反贫困和针对哪些人实施反贫困政策,是各个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提。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问题上难以形成社会共识不同,“消灭贫困”被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是一种制度性的“正义”。

反贫困在实践中涉及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互动与合作,其中,社会民众是否在理念与方式方法上取得共识,是能否顺利开展反贫困政策的重要前提。而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巨大分歧。比如,大部分美国民众奉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他们认为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穷人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犯。当然,在少数左派的论述中则比较重视反贫困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多次经济危机,在接受来自社会主义的批判中,也在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与完善。其中,社会保障制度便是有效平衡与缓解社会危机与矛盾的重要手段。

不过,对于贫困援助的对象,多数美国人认为主要应该集中在鳏寡孤独的人群,而不应该过多地资助其他人,否则将产生一种对善的“害”。所以约翰逊政府在推行“伟大计划”时,主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机会”上面,即为穷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成为纳税人,增加社会总财富,减少贫困带来的社会不安和动荡。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马克思认为贫穷是由于私有制与资本家的资产积累造成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上,消灭贫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在消灭贫困的理念上,中国共产党将其视为一种应然性的“正义”。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贫穷”是否能够消灭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建设得好的重要标准之一。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消灭贫穷是一种“公正”、“责任”的体现。同时,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资扶贫事业,动员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是我国民众的“共识”。

 

脱贫攻坚成就彰显强大政治优势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制度、立法等推动反贫困相关计划,涉及一些社会动员如“社区行动”。“社区行动”旨在“动员城市和农村社区的资源”参与反贫困斗争。当时,这项行动中也涉及政府、企业与非营利性结构的连接与互动。但由于相关法条不够明确,滋生了一些激进组织,同时产生了大量腐败,甚至激发了社会冲突与矛盾。

在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创造这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靠的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守执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长效机制与内生赋能的有机耦合

 

美国通过立法来解决贫困,一方面出现了社会保障阶段性结束之后重返贫困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反复领福利的现象。社会保障与福利在执行过程中缺乏监督与鉴别,导致偏移。可见,通过直接给予资金或者物质的支持,并不能真正激发贫困人群的潜能,反而更容易产生短期效应。这也导致部分贫困人群“返贫”,难以彻底根治和解决贫困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政府不仅致力于激发贫困人群的内在创造力,帮助贫困人群自我脱贫,而且还建立了一系列防止返贫的监测和帮扶机制、脱贫政策延续保障机制等。如此,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就不是暂时的,更不是短期效应为主的,而是形成了有效地激发内在潜能、防止返贫的长期机制。

 

 

作者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李梓昕

编审丨戴琪